潘秋萍：澳政治精英的“恐華”是心病

澳大利亞政界和輿論的“恐華症”日漸嚴重。一個體現是澳防禦態勢的轉變，將中國假想為“明確而現實的危險”。一份最新民調顯示，近10%的澳民眾認為中國將在近期“發動對澳的武力進攻”。另一個則體現在澳國內輿論中。澳媒常將當地的華人華僑與“中國威脅論”相聯繫。

荒謬的“恐華症”背後，深層次的歷史、文化和社會經濟根源值得深思。追根溯源，澳大利亞政治精英的“恐華症”是心病。以西方國家自居的澳大利亞正在經歷不斷深化且無法逆轉的“亞洲化”轉型。然而，澳大利亞雖然在地理上鄰近亞洲，且與亞洲發展聯繫緊密，但其政治、文化以及身份認同的根基卻是西方的，其“亞洲化”轉型過程帶來強烈的認知衝擊和心理矛盾，成為“恐華”的一大誘因。

西方種族主義思想和“白澳意識”根植於澳大利亞歷史中，亞洲長期被視為落後的“他者”。早在19世紀中期的淘金熱時期，尚為英國殖民地的澳大利亞就曾抵制過亞洲淘金者，掀起過“反華”種族主義浪潮。20世紀初成立的澳大利亞聯邦政府的首批立法就包括《移民限制法令》，限制非歐洲移民入境，將以華人為主的亞洲移民視作“黃禍”。這一後來廣為人知的“白澳政策”，直至上世紀70年代才被正式廢除。

二戰後，澳大利亞才逐漸正視身處亞太的現實，認識到與亞洲鄰國共生的重要性。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為了更好發展，澳大利亞曾熱情倡議“融入亞洲”。1993年，時任總理保羅·基廷宣佈：澳大利亞將不再作為“（大英）帝國的一個分部”，需要“全面融入亞洲”。

然而澳大利亞的“亞洲化”是選擇性的：對亞洲市場和高淨值、高技術移民最感興趣，而對政治、外交方面的交往興趣寥寥。經過數十年的“亞洲化”進程，澳大利亞在經貿往來和人口構成方面，已經前所未有地融入了亞洲。經貿方面，2021年，澳大利亞最大的15個貿易伙伴中，12個是亞洲國家和地區。其中中國大陸佔比近30%；這個份額遠超第二位的美國（9.3%）和第三位的韓國（9.1%）。人口構成方面，根據2021年的最新人口普查數據，外來移民佔澳總人口的27.6%，其中亞洲移民的比例不斷攀升，華裔已經成為第五大羣體，佔澳總人口的5.5%。

對於澳大利亞而言，“亞洲化”是既定的事實，也是未來發展的方向。然而，由於其政治精英的身份認同、民族意識和思維方式沒有隨着發展現狀和未來趨勢調整，“亞洲化”進程給保留着殖民主義文化和制度優越感的澳大利亞政治精英帶來強烈心理和情感衝擊，這是其“恐華症”的另一大誘因。

澳著名歷史學家大衞·沃克曾指出，澳大利亞自我認知的核心是一個被“亞洲人”包圍的“白人國家”。澳大利亞的“西方”自我認知與民族意識同其“亞洲化”的地緣現實和戰略脱節，甚至是相互衝突的。顯著的文化差異導致澳政治精英至今難以真正理解和接受正在崛起的亞洲國家，尤其是中國。

一方面，澳政治精英沿用西方邏輯曲解中國的發展，害怕被中國“滲透”，甚至“入侵”，認為只有得到“白人國家”的支持，才能保證自身安全。即使澳學者馬克林已經指出，“中國從未與美國一樣，通過不斷派兵控制其他國家的意識形態及治理體系”。另一方面，過去幾十年，澳大利亞眼中原本落後的亞洲鄰國，尤其是中國，取得矚目的經濟發展成就，自己反而在經濟上越來越依賴正在崛起的亞洲市場，這種落差加劇了澳大利亞的焦慮和不安。

總而言之，澳大利亞社會當前存在的“恐華症”主要源於面對自身不斷深化且無法逆轉的“亞洲化”進程時產生的深層焦慮和不安。在這個意義上，“恐華症”是澳大利亞“恐亞症”的體現。解鈴終須澳大利亞政治精英的自我調整，正視和接受自身的去殖民化和“亞洲化”進程。（作者是深圳技術大學跨文化與區域國別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北京外國語大學澳大利亞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