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撰文丨英國前首相顧問：中國有一種思維西方很缺乏
頻繁更換首相，並沒有改善英國的混亂局面。
11日的最新數據顯示，2022年第三季度英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環比下降0.2%，與此同時，創紀錄的通脹數據引發了英國幾十年來最嚴重的罷工潮——鐵路工人、碼頭工人、大學職員、醫護人員，都在罷工。
面對英國民眾降低通脹、降低能源價格等諸多訴求，英國新任首相蘇納克卻在其上任後的首次正式採訪中表示：
英國民眾不能指望政府解決所有問題。
面對蘇納克這樣的表態，曾在5屆英國政府都有任職的英國前首相顧問傑夫·摩根告訴譚主，英國領導層對英國當下的局勢有着不可推卸的責任，也正因如此，英國“失去”了好幾年。
他從個人經歷出發，結合其最新觀察，給譚主分享了他對英國發展模式的反思。
從約翰·梅傑到鮑里斯·約翰遜，我在其中5屆政府中都有任職，這也讓我見證了2008年的金融危機與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因此，我對危機與治理有不少感受可以分享。
2002年，時任首相托尼·布萊爾在英國內閣辦公室設立了首相戰略部。我是這個團隊的第一位負責人，這也讓我可以常年與國家治理戰略打交道。我可以清楚地感知到，整個世界都處在需要同時面對多重危機的狀態。
我們從貨幣價值的變化看起，它能反映出許多不同的危機。
經濟基本面不健康就是其中之一。當前，包括英國在內的許多國家都還沒有完全從2008年的金融危機中恢復過來，很多人的收入已經有15年沒有增加了。在這樣的經濟基礎之上，不斷惡化的氣候危機，以及地區衝突導致的能源價格上漲和食品價格上漲又對英國產生巨大沖擊，英國的通貨膨脹數據居高不下。
其二，許多國家在貨幣政策上同樣進退兩難。通脹不能放任不管，但加息會讓英國經濟陷入衰退狀態。英國中央銀行英格蘭銀行希望能夠快速遏制通脹，但這很困難，所以英鎊下跌成為了事實。
短期來看，最直觀的影響，就是英國人的個人收入和英國人對國家長期財政狀況的信心都在大幅下降。明年，隨着長期低利率的時期的結束和可能出現的經濟衰退，情況會更加惡化。
與此同時，英國還在同步增加税收，而削減基礎設施建設、國民醫療等領域公共開支的政策可能還會持續好幾年。所以毫無疑問，英國會面臨一段非常困難的時期。
不過，通脹和加息的苦惱不僅僅存在於英國。我們可以看到歐元也在下跌。這背後不可忽視的因素是美元的強勢。
過去二三十年，美元一直是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這給美國提供了各種所謂的“自由”和選擇，這是英國或歐洲等國家所沒有的。於是，在相對利率的襯托下，英鎊和歐元的下跌，身不由己。
從中長期來看，危機還遠不止這些。
我認為我們還會看到上述顯性結果的第二階和第三階效應——英國、美國等諸多國家在經濟增長停滯後，還會催化政治的變革和不穩定，比如英國的脱歐公投，而這又會作用於英國經濟，形成惡性循環的連鎖反應。
脱歐切斷了英國與主要歐洲貿易伙伴的聯繫。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導致英國大幅削減了公共開支，已經對整體需求產生了相當糟糕的影響。需求減少，生產力就會跟着動力不足，英國的平均生產力已經超過十年無增長了，而失去歐洲市場，意味着又一次打擊。
我最近觀察到，當前西方大部分地區的大多數人都認為，未來他們的孩子會比他們現在過得更糟糕，這是此前從未出現過的現象。
糟糕的經濟狀況和英國的經濟結構有很大關係。
當前，英國經濟的構成以服務業為主，包括零售業、酒店服務、工商管理和金融業等等。2021年，服務業為英國經濟貢獻了1.7萬億英鎊的增加值總額（GVA），佔英國GVA的80%。
英國金融業具有相對優勢，但英國脱歐後，許多金融機構也相繼退出英國市場。
而在一些前沿的關鍵行業領域，如人工智能、生命科學、基因組學、金融服務和法律知識行業等，英國也仍然保有一定實力並具備發展潛能。
如果要我在過去10至15年英國的公共支出削減政策中找到一個閃光點，我認為是英國儘可能維繫了科研投入。但現在，在這些領域，英國也開始出現投入不足的問題。
經濟增長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它需要英國在教育、投資模式和基礎設施等領域採取正確的長期決策和更具戰略性的措施。
但很顯然，英國還沒有真正形成一個服務於整體生產力的戰略。
更令人擔憂的是，英國又出現了一個新現象——頻繁更換首相，這必然是不好的現象。
由於英國政府的治理不善，幾屆政府都無法解決民眾的核心關切，英國已經失去了相當多的時間。
有人認為英國的停滯是從上世紀70、80年代的“去工業化”進程開始的。我是“去工業化”後的一代，在我的觀察中，當時鋼鐵、造船和汽車製造業大規模減少，這對正處於蓬勃發展中的英國來説，確實是一段非常痛苦的經歷。
但英國“去工業化”最痛苦的階段已經過去。自上個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起，世界經濟動盪就已經接近尾聲，宏觀經濟狀況相對穩定，教育、國民醫療、研發、基礎設施成為經濟投入的重點。
就我的從政經歷來看，從1990年至2010年，這一時期的英國經濟儘管增長緩慢，但還是在兩場經濟危機中保持住了每年約2.5%的增速。
從2002年起，作為時任首相托尼·布萊爾的內閣中首相戰略部的負責人，我知道在布萊爾眼中，好的政府必須要能對短期壓力做出迅速反應，同時也需要具備長遠的戰略眼光。所以我非常清楚，這個團隊的職責就是各個政府部門一起深入國家治理政策的每一個方面，針對關鍵優先事項向英國首相提供深入的戰略建議和政策分析，進而制定中長期戰略。
我們還廣泛關注並學習本國政府以外的其他觀點。當時，我經常性定期訪問中國。
我認為，在2008年之前，這一時期的英國經歷了200年來最佳的增長期。
但時任首相戴維·卡梅倫執政後，將該部門的職能轉移到了內閣辦公室的其他部門。我和卡梅倫是朋友，但也必須指出，這一轉移讓政府中缺少了很重要的一環。
我認為任何政府良好運行的關鍵，除了擁有綜合能力之外，還需要有遠見。因此，我一直在研究，我們要如何在面臨嚴峻危機的情況下，也能有能力規劃未來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在我研究過許多國家後，我發現，“去工業化”的陣痛不是英國現在止步不前最核心的問題。英國的停滯是因為還沒有完全建立正確的治理和政策框架來應對21世紀的發展新挑戰。
在這一點上，我必須要指出，中國一直是先驅者。
就拿經濟增長與碳減排來説，經濟增長一直是中國的關鍵目標之一，不過中國很早就在政策中嵌入對碳減排等事物的關注。
我也在中國很多地方政府和國家部門進行過關於循環經濟的交流。中國在比較早的時期就已經對太陽能和風能進行了大量投資，真正體現了中國對減少碳排放的關注。
中國的系統性思維，西方很缺乏——反觀英國，英國經濟部門的很多人還沒有理解，經濟必須既要從社會角度考慮，也要從生態角度考慮。
英國經濟決策者的思維仍然停留在20世紀，而不是21世紀。這導致了許多錯誤層出不窮，世界上的許多國家都是如此。從我近期完成的一些研究項目的結果來看，諸如美國、英國這些老牌的西方國家，在這方面確實顯得相當落後與缺乏遠見，西方政府已經止步不前了。
在這種情況下，我時常在想，如果突然出現真正的全球大沖擊，以美國為首的主要大國是否能夠開展合作。
要知道，上一次全球經濟危機就是從美國開始的。它始於美國的房地產市場和金融業的大規模過度擴張。高峯時，美國大多數企業利潤的40%都被投在了金融業。
在某種程度上，美國的金融業成為掠奪者，從自身經濟結構的其他部分中吸取價值，在監管不力的情況下，大量超額支出，把自己推向非常危險的風險中，然後，又任由這樣的風險蔓延到世界各地。
當時，我正就職於英國政府，我知道英國是最早受到影響的國家之一，需要政府採取非常積極的行動來處理這個問題。
當前，新冠肺炎疫情對英國經濟產生巨大沖擊，但還沒有出現任何類似的經濟崩潰。
我們需要面對的主要問題，隱藏在衝擊背後——全球合作體系比15年前要脆弱得多。
讓我擔心的是，美國等國家在試圖以競爭的方式單獨解決問題。這可能會產生新的貿易壁壘，以及對資金流動產生新的限制，也可能會導致全球經濟以更快的速度螺旋式下降。
毫無疑問，像英國這樣的國家會受到影響。要知道，英國在經過十年的量化寬鬆政策後，幾乎所有的經濟規律都被打破了，沒有人清楚我們的系統該如何運作去應對新的衝擊。
如果此時的英國再陷入一個充滿長期地緣政治緊張、衝突和制裁的時期，經濟後果將會更加嚴重。
而英國真正需要的，始終是一個更加開放的全球市場和未來。
譚主曾寫過，英國之亂折射出的不單單是經濟問題，也是治理能力的問題，還有西方發展模式等更深層次的問題。
作為曾參與英國政策制定的人之一，傑夫·摩根從自己的視角出發，反思了這些深層次的問題——缺乏系統性思維、缺乏整體戰略、決策者思維止步不前。是解決這些問題，還是對這些問題視而不見，可能會成為西方國家發展的分水嶺。
正如譚主在文章中所寫，英國之亂，恐怕是西方亂局的先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