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雪嬰：台北故宮文物仍處在巨大風險中

文物是人類歷史活動的遺蹟，中國人對中國文物一直有着強烈的情感。近來成為公眾關注話題的台北故宮文物毀損事件，就牽動了所有中國人的心。

在中國朝代的嬗遞中，文物通常被視作“天命”“正統”和文明體系傳承的符號。中國歷史的轉型，也伴隨着將君主所壟斷的文化-政治資產轉化為近代國家全體國民財產的過程，清朝的皇室收藏就是在這個背景下轉化成全體中國人的共同文化資產。同樣，20世紀30年代中華民國政府體認到現代國家對歷史文物的職責，在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態勢明朗之後，將故宮文物搬遷到中國南方，這一舉動得到國民授權，具有正當性。1949年，蔣介石到台灣後，有意利用文物的傳統政治價值，讓故宮文物為他設想中在台灣建立的偏安政權塗上“正統”色彩，這一舉動並未獲得人民授權，因而不具備正當性。公道地講，無論這兩次文物遷移和安置行動是否正當，蔣介石和故宮的文物工作者對中國文化和中國文物都還是有感情的，他們保護文物的心態是保護“家珍”，所以，即使是使用棉花鋪墊纏裹這樣的原始手段，文物的安全、完好還是有基本的保障。

相較之下，遭受長達半個世紀日本殖民統治，滋生“皇民”意識的一些台灣“精英”，在面對故宮的中國文物時缺乏情感認同，有些人甚至對日本文化和日本文物的感情要更深。蔣經國當政時代，台灣島上帶有這種“皇民”背景的“台獨”政治勢力興起，他們的政治目標是把這個島嶼從中國分裂出去。在“台獨”的用語中，“台灣”與“中國”無關，不僅在政治上無關，在文化上也沒有關聯。為了與“中國”徹底斷絕關係，“台獨”主張放棄隸屬福建省的金門、馬祖，將故宮文物“還給中國”。

20世紀90年代中期後，“台獨”勢力受制於公開推動“法理台獨”的困境，在政治思維和手段上日益“務實”。在利益上，“台獨”需要控制和利用國民黨從大陸帶來的一切資源，其中包括故宮的文物資源；在政治上，“台獨”需要借“中華民國”的外殼上市，同時盡力掏空“中華民國”這個名號背後剩餘的中國內容。在這個背景下，他們改變“放棄”金門、馬祖等島嶼的主張，並宣稱，故宮文物是歷經戰亂到達台灣的文化資源，裏面雖有中國文物，但台灣對此擁有毋庸置疑的財產權。

2000年民進黨執政，任命“獨派”杜正勝接掌台北故宮，杜立刻開始籌建“以亞洲藝術文化為概念”的故宮“南部院區”，意在消解台北故宮傳承中國文化的意象。2016年再度執政的民進黨當局加大利用台北故宮政治價值的力度，2018年“獨派”陳其南擔任台北故宮院長，陳主張“故宮台灣化”，他宣稱：“台灣人可以繼承故宮的文化，但是不需要為此就覺得自己是中國人。這個文明不是隻有中國人才能夠繼承的。”

2019年，“台獨”色彩更鮮明的吳密察接任陳其南，他一上任就禁止兩岸故宮交流，禁止大陸和港澳學者查閲資料，凸顯台北故宮的“主體性”，加速“文化台獨”。吳本人不具備文物、考古、藝術史、博物館方面的學術背景，他上任後的新聘人員多是自己過往的下屬或學生，如將他在前一個職位上與博物館業務毫無關聯的下屬升調為台北故宮保存處簡任編纂，負責文物總賬和保存、修復、檢測、安全管理的專業工作；將圖書文獻處與書畫處合併為書畫文獻處，理由是兩處的對象“都是紙”；把器物處長升為副院長，把原專業為圖書文獻處的處長調任為器物處長。這種凌駕專業、任人唯親的“恩寵制”用人文化，自然會把文物安全貶到末位。 文物安危的首要因素，在於主事者對中國文化和中國文物抱持什麼樣的感情。鄙視中國文化價值，把文物當作“台獨”政治的工具甚至“人質”，文物還會繼續處在巨大的風險之中。在這種背景下，如果民進黨不打算放棄“台獨”主張，理應把故宮的文物歸還給大陸，這才是這些國寶文物的大幸。（作者是台灣歷史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