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斯瓦蘭·辛格:三場峯會代表着對亞洲智慧的認同
作者:斯瓦兰·辛格
本月,亞洲將接連舉辦三場面對面的全球峯會: 11月10日至13日,在柬埔寨金邊舉辦東盟峯會;11月15日至16日,在印度尼西亞巴厘島舉辦二十國集團峯會;11月16日至19日,在泰國曼谷舉辦亞太經合組織峯會。
在經歷近3年新冠肺炎疫情和網絡在線會議之後,這些峯會將見證世界各國領導人和代表團抵達這些城市,親自參加會議議程。而另一方面,這也表明,儘管都在談論脱鈎和重塑,工業化西方世界仍然在試圖主導全球性峯會中的基調、主旨和議程。
在亞洲舉辦的這些峯會依然面臨食品、燃料、肥料的全球性短缺與價格飛漲的背景,這一切大多被認為由俄烏衝突引發。人們普遍預計,世界將迎來經濟衰退,並可能進一步強化西方國家的保護主義政策。
對於因疫情而產生的“疫苗種族隔離”的記憶已經引發了西方推行“綠色種族隔離”的擔憂。在這些峯會上,西方還有可能會進一步逃避氣候正義的“污染者付費原則”。疫情和烏克蘭危機使得它們甚至不做口頭應酬,更別提長期以來未承擔的融資或技術轉移承諾。
外界普遍猜測,這些峯會的真正議題可能會被肉眼可見的美俄衝突所綁架,儘管普京總統預計只會通過在線方式參加二十國集團峯會,然而,俄羅斯代表團在這些峯會上遭到批評的機會成本依然無法估量。這一切不僅讓主辦國面臨更復雜的挑戰,同時也可能會將人們的注意力從真正的問題上轉移開去。
更深刻的問題是,西方為何未能早一點結束俄烏衝突,為何寶貴的資源要從醫療或應對氣候變化轉移到軍購熱潮,為何能源短缺成為全球各國迴歸化石燃料以及西方違背其對氣候變化融資承諾的最新理由,如何解釋對西方大國的路徑依賴?
首先,峯會的機制源於歐洲。這種舉辦和平時期領導人峯會的風潮起源於19世紀的歐洲。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合約結束了歐洲的宗教戰爭歷史。後來,商業貿易和工業革命使得歐洲開始在全球各地進行殖民主義擴張。它們的相互仇恨也轉移到了遙遠的殖民領地。
歐洲列強們坐在維也納、柏林、巴黎、倫敦的精美佈景中,向這些遙遠的土地釋放破壞力,並相互討價還價,這些城市也是歐洲峯會召開的首選地。現在,這些峯會的餐具、禮儀和對話依然沒有變化。即便在歐洲的峯會場所迎接的是殖民地的反殖民主義領導人,也沒有任何改變。英屬印度在倫敦舉行的圓桌會議依然是將印度融入所謂文明的英國方式。
即便是反殖民主義峯會最初也是在歐洲舉辦的。上世紀20年代,德國共產主義者威利·明岑貝格在比利時布魯塞爾召開會議,發起成立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壓迫聯盟,美國的左翼領導人和來自37個殖民地國家的175名領導人蔘加了會議,其中還包括來自印度的尼赫魯,他後來舉辦了亞洲的首個峯會。
兩次世界大戰和1929年的經濟大蕭條加速了反殖民主義浪潮,並改變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間的力量對比。二戰後的20年間,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出現了大批新的國家。衡量這一改變的一個矩陣便是到1960年聯合國成員國數量從51個國家增長至99個國家。亞洲則見證了一批世界最大的全新國家的誕生,如印度、中國和印度尼西亞。
1947年3月至4月在新德里舉行的首屆亞洲關係會議反映了這一變化。參會各國同意設立亞洲關係組織。不過,印度與巴基斯坦的分裂和戰爭,以及中國和印度尼西亞正處於各自獨立鬥爭的最後階段,亞洲舉辦高級別峯會的勢頭中斷了幾年。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則見證了美國試圖通過野蠻武力和軍事聯盟以及歐洲帝國主義列強通過“分而治之”政策奪取地區領導地位的嘗試。
儘管北約和澳新美安全條約在歐洲與澳大利亞得以延續,但東南亞條約組織和巴格達條約組織卻未能發揮功能。它們後來則被美國分別與日本、韓國、菲律賓和新加坡中心輻射式的軍事聯盟所取代。
亞洲本土峯會在1955年4月的萬隆會議上得到復甦,萬隆精神的五點原則後來產生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不結盟運動。儘管不結盟運動一直都是第三支柱,但冷戰成功地將亞洲國家劃分到相互敵對的陣營。直到蘇聯解體以及中國前所未有的經濟發展,重心才轉移到新興經濟體,亞洲才重回舞台中央。
三場在亞洲舉行的峯會代表着對亞洲智慧的歷史認同。亞洲已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火車頭,這解釋了七國集團為何會高興地在二十國峯會中接納6個亞洲國家。這也解釋了中印在應對氣候變化以及其他全球治理議題中的重要地位。
在今天全球前五大經濟體中,中國、日本和印度分別佔據了第二、第三和第五的位置。其中,印度是增速最快的經濟體,有着巨大潛力。亞洲國家加在一起佔到全球產出的40%,而東亞則佔到全球半導體生產量的75%,半導體已經成為全球科技進步的基準。 但正如舊時代一樣,亞洲內部的分歧並未消失,這使得工業化西方國家繼續在亞洲操控。在經濟領域取得奇蹟之後,亞洲地區必須實現政治秩序的平衡井然。亞洲想引領實現亞洲夢想,正如印度總理所説的“世界不應有第一世界或第三世界,而只有一個世界”,亞洲國家就需要首先解決彼此間的爭端和分歧。(作者是印度尼赫魯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訪問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