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靖：對一個態度趨強、力度趨弱的美國做好準備

儘管輿論界期待的美國中期選舉“紅色浪潮”並未出現，民主黨依然在參議院保持着微弱優勢，但共和黨在眾議院很可能獲得221席（民主黨214席）的多數席位，拜登政府已經“跛腳”。

這樣的局面對中美關係將產生怎樣的影響？筆者認為，首先，儘管共和黨僅是“小勝”，但兩黨的對抗空前激烈，在絕大部分政策議題上都勢不兩立。中期選舉前最高法院推翻了“墮胎權”的判例和拜登政府減免大學生教育貸款的“花活”（後因法院判決“違憲”而暫停），都進一步撕裂了美國社會。在如此形勢下，拜登政府的對華姿態或將很難找到迴旋空間，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在共和黨的壓力下保持“政治正確”，進而維持一個起碼的施政空間。

其次，儘管拜登政府的對華總體戰略基本延續了特朗普時期確立的“對華戰略競爭”框架，但卻顯得相對“理性”，始終強調合作的必要性。倘若拜登放棄連任，或者對競選連任勝券在握，則其政策理性將有助於維護中美關係的穩定。但拜登方面已透出要在2024年競選連任的意願，而“跛腳”的現實和特朗普要競選新一任總統的決定都將迫使拜登提前進入“競選狀態”，這意味着拜登的政策主張和施政重點都是為了要在競選中佔據“道德制高點”。其結果，很可能是對華政策中“政治正確”優先，理性則隨之式微。

再次，相較於特朗普的“打亂拳”，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更加體系化和全面化。拜登執政以來，不僅先後簽署了一系列旨在打壓中國的法案，而且圍繞着“投資、聯盟、競爭”三個“要素”，提出了在安全、經濟、技術、國際機制等方面“全領域”打壓中國的政策方案；明確提出要在“增強自身力量”的基礎上“加強聯盟”，最終“競贏”中國。這些對華政策更具系統性和連貫性，牽一髮而動全身。這使得共和黨即便在國會眾議院佔有多數，也很難在具體對華政策上對拜登政府發難。

最後，拜登政府宣稱美國的強大不僅在於其世界第一的實力，更植根於二戰以來美國建立的聯盟體系。因此，拜登政府不遺餘力地“重振聯盟”，着重在三個方面拉幫結派打壓中國。一是將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對話”升級為四方峯會；二是與英澳兩國結成三邊“奧庫斯”安全聯盟，以圖在對華“競爭”中掌控制海權；三是推動北約進入“印太”，借俄烏衝突強化日澳韓等亞太盟國與北約關係。拜登政府不會放鬆拉幫結派的努力，反而會更高地舉起“民主聯盟”大旗，一方面用“價值觀”管控盟友，另一方面力圖在國內政治中佔據道德高地。

然而，拜登政府畢竟難以改變中期選舉帶來的“跛腳效應”。在強硬的姿態下，其執政能力和力度都將大為減弱，愈發顯得“力不從心”。

第一，中期選舉後，共和黨壓倒一切的政治目標就是在2024年大選中擊敗拜登。因此，在國會眾議院佔多數議席的共和黨必將在一切拜登可能獲得成功的政策領域進行阻擊；而社會分裂和政治極化都將更加激化拜登政府和共和黨之間以及民主黨的“內鬥”，進而給拜登政府造成各種直接和間接的掣肘、羈絆，從而減弱其執政能力和力度。

第二，儘管美國的盟國不會因拜登政府的“跛腳”而改變政治立場，但他們將謹慎對待來自拜登政府的任何建議和要求。畢竟在美國政治極化的情況下，對一個連任存在懸念的總統投資，極有可能在白宮易主時變成負資產。事實上，近來德、法等主要歐洲盟友對拜登政府的態度都發生了微妙但明顯的變化，比如德國總理朔爾茨在美國的強大壓力下，依然堅持帶領頂級商業代表團訪華。

最後，拜登政府要對華進行“全領域競爭”政策方案中，含有不少不現實的成分。

一是，中美都是在經濟、社會乃至政治上深深融入現行國際體系的世界大國。毋庸諱言，美國在當今國際秩序中有着重大的、甚至是難以取代的作用，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始終是這個國際秩序的積極參與者、建設者和貢獻者。中國經濟一直是拉動全球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美國一方面要加強其“主導的”國際秩序，另一方面卻大搞霸權和單邊主義，打壓對國際秩序做出巨大貢獻並且積極建設維護這個秩序的中國，這顯然是自相矛盾的。

二是，作為世界第一貨物貿易大國，中國是當今世界市場重大的、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失去了對市場絕對主導權的美國非但難以同中國“脱鈎”，而且無法在全球市場層面落實“芯片法案”等旨在遏制中國的立法；拜登提出的“印太經濟框架”也因為缺失了“市場準入”條款而成為空殼。畢竟美國是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立國，這決定了將世界第一貨物貿易大國和第一製造業大國從自己的經濟、或一部分經濟領域（如高科技）中完全分離出去的企圖是不現實的。

三是，將如此宏大的“全領域競爭”政策付諸實踐，不僅會引發美國與盟國的利益衝突，而且也必定會挑起美國國內各利益集團的爭鬥，進而加劇其社會分裂和政治極化。面對這樣的局面，拜登政府能夠維持穩定已屬不易，更遑論有效實施。 

總而言之，中期選舉加劇了美國的內部分裂和政治極化。在此形勢下，拜登政府為了對外維護霸權、對內維持執政空間，很可能將對其所認為的“最嚴峻競爭者”的中國持續施壓；但中期選舉後的“跛腳”現實又大大減弱了拜登政府的執政能力和力度。一個對華態度趨強、力度卻趨弱的美國顯然對中美關係是一個考驗。（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特聘教授、上海全球治理與區域國別研究院美國與太平洋地區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