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學者：中國式現代化注重“因地制宜”

參考消息網11月27日報道（文/郝亞琳）澳大利亞悉尼大學中國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是一名專注於中國研究幾十年的社會學家。20世紀60年代，他在英國曼徹斯特大學讀書時，就對中國產生了濃厚興趣，萌生了去中國實地調研的想法。1976年4月，古德曼第一次前往中國，遊歷了廣州、佛山、南京、上海、北京等地。此後，他在中國學習、工作、生活多年，足跡遍佈多個省市，對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變遷積累了第一手的觀察和研究。

古德曼表示，現代化本質上是一個有爭議的概念，現代化的定義、路徑和模式也沒有一定之規，比如，通常認為經濟開放和市場化是實現現代化的關鍵因素，這兩者也是推動歐洲和北美實現現代化的重要因素，但這並不是一個普遍適用的模式。中國所嘗試的就是以國家對市場力量進行指導和改善的二元現代化體系，而這樣做的關鍵在於國家和市場各司其職，互為補充而不逾界。

他認為，中國在改革開放以來的40多年裏創造了令人驚歎的經濟發展成就，這證明了中國現代化道路的成功。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40多年裏，外界一再宣稱中國共產黨的發展目標是無法實現的，而這些觀點已被證明毫無根據。中國在努力實現目標和執行政策方面一直是務實的。”

古德曼説，比如説，與一些西方國家那樣詳細到具體實施細節的政策規劃不同，中國的政策規劃和實施往往是中央政府提出宏觀的政策目標，地方政府在實施過程中再根據當地實際情況制定一些本地化的細則措施，這樣做的好處就是使政策能夠更貼近地方實際，體現出政策的因地制宜。這也是外國學者在研究中國的政策制定和實施時所應當去了解的。

“中國的廣袤和體量同很多國家都不一樣，這意味着在政策實施中不能‘一刀切’，政策目標必須在更廣泛的範圍內允許必要的變化。”他説。

古德曼認為，中國現在已經從追求經濟發展的“量”轉而追求經濟發展的“質”，在這個過程中，政府需要進一步推動經濟結構轉變，引導資本流向高科技、實體經濟等生產性領域，擺脱經濟對投資和房地產的依賴。與此同時，要實現現代化也需要政府為民眾提供更多的社會福利。

“中國的人均GDP仍然比較低，要實現更高的經濟發展和現代化水平，就需要黨和政府主導提供更多的福利供給，這樣有利於創造實質性的消費社會。因此，中國提出的共同富裕的政策目標很重要。”他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