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偉信：日本青年對華認知為何更積極

202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週年，但日本民眾卻對當前的中日關係不太滿意。日本內閣府的一項輿論調查結果顯示，超過九成的日本民眾對當前中日關係未能改善表示不滿。從具體數據中可以發現，不同年齡段的日本民眾對華觀感有顯著差異。受調查者年齡越小，對中國抱有親近感的比率就越高，特別是日本30歲以下的青年羣體，在最近幾年的調查中，對華抱有親近感的人數比例均保持在四成左右。究其原因，日本青年羣體在學習、工作和生活中接觸大量帶有中國符號的人、事、物，是這一羣體對華好感度高的主要原因。

首先，從日本青年的學習階段來看，校園中的中國元素近年來逐步增加。在東京大學、早稻田大學和慶應義塾大學三所日本知名大學，本科生第二外語選修中文的比例佔三到四成，在各語種中排名前列。從2009年開始，日本政府力推G30計劃，即爭取2020年接收30萬外國留學生。得益於十多萬赴日留學的中國學子，該計劃在2017年就提前並超額完成。在日本校園中，兩國學子在同一個課堂和社團一道學習和成長的場景隨處可見。隨着中國教育國際化程度的提升，中國高校積極對接日本院校，用形式各異的活動增進了中日兩國學子之間的瞭解。可以説，日本青年在走向社會前，就已經在校園生活中獲得各種瞭解中國的機會。

其次，日本青年在踏入職場工作後，從中日經貿聯繫中獲益頗多。隨着中日經貿往來日益密切，日企在華業務量增大，日本國內企業中的中國員工人數逐漸增加，工作上的合作讓兩國青年羣體交流更加密切，赴華出差、外派和進修更是讓日本青年員工目睹了中國日新月異的變化。近年來中資企業紛紛走出國門，中資企業成為日本外資中的新勢力。中資企業積極推進在地化，讓日本青年通過工作體驗瞭解中國的職場文化。疫情前赴日“爆買”的中國遊客促進了日本服務業的繁榮，由此新增的工作崗位給不少日本青年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他們也直觀感受到了中國民眾不斷提升的生活水平和中國發展的成果。

最後，在生活中，日本青年也享受到中國互聯網大發展的紅利。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為日本市場提供了琳琅滿目、物美價廉的商品，剛踏上社會的日本青年收入不高、積蓄不多，但他們的物質生活卻可以通過網購渠道愈發豐富。中國的短視頻和新媒體應用在日本青年中熱度不減，來自中國的打車軟件既優惠又便捷，中國遊戲在日本遊戲市場闖出了一片天地。成長於互聯網時代的日本青年，手指輕輕點擊就能夠隔海連接中日兩國，因此中國符號對於他們而言並不陌生。

相較於日本中老年羣體，日本青年一代的對華觀感更加去政治化和去意識形態化。對華好感度最高的30歲以下羣體也是日本選舉投票率最低的一羣人，而對華好感度最低的60歲以上羣體，則是日本選舉投票率最高的一羣人，日本政客為勝選而大打“反華牌”，正是迎合了熱衷政治的這一羣體。兩方面的交互作用，讓日本的政治進一步走向右傾和保守。

不少日本中老年人政治化、意識形態化的舊思維模式，在電視、報紙、廣播等傳媒體系構築的信息繭房中被不斷固化。對於這些日本中老年人而言，經歷冷戰的終結讓他們篤信自身制度的優越性，但曾經“可以説不”的日本，如今的國力卻大不如前。在全球化和信息化不斷加深的時代，中日兩國的綜合實力此消彼長，很多日本中老年人面對中國翻天覆地的變化顯得無所適從，在尋找答案的過程中不斷用反華邏輯構建錯誤的對華認知。而成長於新世代的日本青年則沒有上一代日本人的歷史包袱，面對中國的發展，他們擺正位置，坦然面對現實，從中國的發展中獲得實際利益。

也要看到，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嚴重衝擊全球化，中日人員往來和交流受到影響，兩國經貿合作也出現了一些停滯，“日元貶值”代表的日本經濟困境也給日本青年的未來蒙上陰影。這些消極因素正在濁化日本青年的對華好感。

民間友好始終是中日關係發展的重要基石。兩國民眾對彼此抱有積極印象，能夠助推中日關係相向而行。日本年輕羣體去政治化、去意識形態化的對華態度，將有效對沖右翼、保守、固化、刻板因素帶給中日關係的負面影響。青年是一個國家的未來，保持並進一步提升日本青年羣體的對華好感度，對未來中日關係的發展大有裨益。（作者是日本東京大學綜合文化研究科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