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中華 | 蒙曼：中華詩歌怎樣塑造了中國人共同的文化性格？

1900年，敦煌藏經石室打開。就像藏有絕世武功秘笈的暗室被開啓一樣，無數珍貴的文獻重見天日，其中包括大量的唐代詩歌寫本。這裏不乏鼎鼎大名的詩人的作品，包括劉希夷、陳子昂、孟浩然、李白、高適、岑參、白居易，等等。

有許多發現都彌足珍貴，比如韋莊的長篇敍事詩《秦婦吟》，描寫唐末黃巢起義時的大亂局面，韋莊當年因此名聲大噪，號稱“秦婦吟秀才”。但這首長詩到宋朝就亡佚了，直至在敦煌被發現，世人才有緣重睹了這首詩的真容。還有李白的《惜樽空》，有學者認為，相較於傳世的《將進酒》，更能體現出李白的“狂”，是更加接近李白創作的原版。

如此大量的詩集寫本出現在遙遠的敦煌，説明唐詩的影響力之大。這些作品走紅、出圈，被各族羣文人、學者廣泛傳抄，從中原擴散向河西，來到敦煌，並且被人珍而重之地和諸多經卷、典籍一起，存放於藏經洞中。

為何詩歌在中國會有如此大的影響力？它是如何突破壁壘，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不斷達到新的藝術高度？它何以承載各民族共同情感？近日，中國民族報“道中華”就此話題對蒙曼教授進行了專訪。

記者：中國是詩的國度，過去不少人家的大門上都寫有“詩禮傳家”四字，您認為詩對中國人文化性格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蒙曼：*中國是一個詩的國度。春秋時期，孔子向弟子傳授《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從此之後，《詩》就成為中華民族最重要的文化經典。把詩上升到“經”的高度，用詩來表達共同的民族信仰，傳遞共同的民族精神，在全世界恐怕也只有中國具有這樣的文化特色。中國古典詩詞正是從《詩經》《楚辭》一路走來，承載着中國禮樂文明的特質，也塑造着中國人温柔敦厚的性格。

就以“詩禮傳家”來説吧，為什麼要把“詩”和“禮”並列起來呢？因為中華文明的特徵是禮樂文明，荀子説：“樂合同，禮別異。”“禮”塑造着有差異的社會秩序，而“樂”則促進着羣體的和諧。可是，古代的“樂”都是和“詩”配合演奏的，而“詩”靠文字傳播，當然比靠樂譜傳播的“樂”更具有穩定性。後來，六經之一的《樂》亡佚了，“詩”就逐漸取代了“樂”，代表着中華文化中的和合精神，成為和“禮”並列的文明符號。以儒家為主體的中華文化傳統，也就形成了以詩來抒發、化導、提升心靈，增加生活之美，暢達人際關係以及瞭解社會人心、改善社會治理等種種目標的“詩教”。詩教與禮教並立，既是儒學的文教傳統，也是個人的修養路徑，一代代中國人就是在“詩禮傳家”的薰陶教化之下，化民成俗，育才濟世。

中國人的大門上寫着“詩禮傳家”，大門裏的中國人，也形成了以詩言志，借詩抒懷的文化性格。孔子説：“不學詩，無以言”，在中國古代，衡量一個人是否是才子或者才女，最基本的標準就是他（她）能否寫詩。

詩不僅是衡量中國人文學才能的重要標尺，也是中國人表達情感的基本方式。中國人主要不是藉助宗教，而是藉助詩來實現對現實的超越，實現情感的滿足。就以我們每天舉頭仰望的那輪明月來説吧，我們用詩賦予它各種情感內涵，這裏有“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的團圓，也有“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的孤獨；有“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的清雅，也有“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的磅礴；有“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的深沉，更有“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攬明月”的豪情。我們中國人不僅用詩歌唱自己的生活，撫慰自己的心靈，也用詩來啓蒙自己的孩子，塑造他們的精神世界，這就是最具活力的“詩禮傳家”。

記者：陳寅恪先生強調“以詩證史”，詩歌是歷史的見證，從先秦《詩經》到漢代《樂府詩》再到唐詩宋詞，詩詞中一些典故、意象沉澱了各民族共同的歷史記憶與文化情感，請您介紹一下這方面的內容。

*蒙曼：*這樣的典故和意象在中國詩詞中非常多。比如我們都知道“鴻雁”在詩詞中可以代表書信。這個意象，其實就來自於蘇武牧羊的歷史典故。當年蘇武出使匈奴，被匈奴扣押。蘇武持節不屈，被拘禁在北海牧羊。漢昭帝即位後與匈奴和好，派出使者來到匈奴，要求放回蘇武等人。匈奴單于騙使者説蘇武已經死去了。後來，漢朝使者瞭解到了真實情況，就責備單于説：“我們皇上在上林苑射下了一隻大雁，雁足上拴着蘇武的親筆信，説他在北海放羊。您怎麼可以騙人呢？”單于聽了大吃一驚説：“蘇武的忠義居然連飛鳥都感動了！”最終送回了蘇武。很明顯，“鴻雁傳書”這個意象，本來就來自於中國古代各民族的相互交往，而它所表達的忠於祖國的深沉情感，不也同時屬於漢匈兩個民族嗎！

再舉一個“折柳”的例子。“折柳”在中國古典詩詞中代表送別，也代表思鄉。怎麼來的呢？《詩經·小雅·采薇》雲：“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一個出征返鄉的士兵想起了他當年離家的場景，那時候青青的柳條就拂在他的臉上。從此之後，柳條就和送別連在一起，有了思鄉的意象了，這是一個漢文化的源頭。後來，北方少數民族進入中原，他們完全接受了這個意象，並且把它寫進了自己的詩歌中。北朝樂府《鼓角橫吹曲》有《折楊柳枝》，詩云：“上馬不捉鞭，反拗楊柳枝。下馬吹橫笛，愁殺行客兒。”顯然，在北朝兒女的心中，楊柳同樣代表着對家鄉、對親人的依依不捨。唐代大詩人李白《春夜洛城聞笛》雲：“誰家玉笛暗飛聲，散入春風滿洛城。此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起故園情。”到了大一統的唐朝，《折楊柳》早已成為各族兒女共同熟悉的曲調，人們不用再拿起一枝柳條，只要一聽到《折楊柳》的曲子，就能自然而然地產生思鄉之情，這不就是一個意象在不同民族之間流轉、提升的最好表現嗎！

其實，不光是“折楊柳”，還有“關山月”“隴頭水”“落梅花”等等北朝樂府的曲調，都傳唱在胡漢兒女的口中和心中，表達着共同的思鄉情感。

那麼，為什麼會有這麼多“思鄉”的意象呢？因為思鄉和我們剛剛提到過的愛國一樣，就是我們中國人共同的情感追求。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五湖四海的人們匯聚到中國這片土地上，形成共同的中華民族。在這個過程中，不斷有人離開故鄉，東奔西走，這才走出了中國的廣袤疆域和燦爛文明。站在中國這個大舞台上回望自己故鄉的時候，會慢慢發現，作為中國人的集體記憶，思鄉之情是永恆的，但是與此同時，故鄉的範圍也會越來越大，一代代中國人“反認他鄉是故鄉”，最後才奠定了中國這個共同的故鄉。我們今天説要探尋中華文明，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要理解中國人的鄉愁，這個鄉愁是“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同時也是“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處是他鄉”。

記者：唐代是詩歌發展的鼎盛時期，南北朝民族大融合為隋唐盛世注入了質樸雄厚的氣質，這與盛唐詩歌風格的形成有何關係？對唐詩的發展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蒙曼：*為什麼中國的詩歌巔峯會出現在唐朝，其實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南北朝時期的民族大融合。北朝為唐詩提供了質樸雄渾的氣質，南朝為唐詩提供了典雅綺麗的表達方式。

先説南朝。南朝產生的“永明體”是唐代格律詩的源頭，有了“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這樣的鏗鏘格律，中國古典詩詞就有了最精緻，也最具特色的表達方式，這是南朝的巨大貢獻。與此同時，南朝的“吳歌曲辭”也罷，“西曲歌”也罷，它們反覆描摹着江南的清秀山水和婉約愛情，這也成為唐詩中的重要題材。

再看北朝。北朝的詩歌深刻地影響着唐詩的風骨和氣度。跟委婉細膩的南朝人不同，北朝兒女的心靈是剛健質樸的。比如北朝民歌《折楊柳》：“健兒須快馬，快馬須健兒。蹕跋黃塵下，然後別雄雌”。這不就是後來《木蘭辭》的原型嗎？只不過木蘭走得更遠，她説的是“雙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雌雄”，這樣硬朗的話語出自一位閨閣女兒之口，那是何等的英雄氣概！這種英雄氣概，我們後來在唐朝的邊塞詩中會屢屢看到，我們吟誦至今的“孰知不向邊庭苦，縱死猶聞俠骨香”或者“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不就是這種英雄氣概的經典表達嗎！正是在靠近北方草原的幽燕大地上，陳子昂寫下千古名篇《登幽州台歌》：“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這首詩雖然只有短短四句，卻開啓了大唐詩篇的雄渾之風，陳子昂也因此號稱“詩骨”，被後人反覆激賞。這種開闊的胸襟，豪邁的氣象，正是北朝民歌對唐詩的寶貴饋贈。

唐朝本身就是南北朝民族大融合、文化大交融的成果，唐代的詩人也都自覺不自覺地將南方詩歌綺麗典雅的表達方式與北方詩歌質樸渾厚的精神氣質結合起來，運用到自己的創作之中。風華與風骨並存，這才奠定了唐詩在中國藝術史上難以超越的高度。

記者：現在我們熟讀的詩詞，有不少來自於少數民族詩人的創作，比如元好問、耶律楚材等。詩詞為什麼能夠突破民族的壁壘？民族的交往交融是如何推動產生新的詩詞傑作和新的詩詞精神的？

*蒙曼：*詩詞代表着中華民族共同的審美取向和價值追求，這才能超越民族的壁壘。舉兩個最經典的例子。

春秋時期楚國的公子子皙受封為鄂君。當時，鄂地還是越人的天下。一天夜晚，子皙泛舟中流，為他撐船的越人即興唱起了一首歌：“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煩而不絕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説君兮君不知。”這是多麼動人的情感呀！子皙當即就按照楚人的禮節，鄭重地把一幅繡滿美麗花紋的綢緞被面披在他身上。要知道，這首情歌當時是用越人的語言唱出來的，而越人又被稱為“鴃舌鳥語”之人，我們今天看到的詩篇，其實是翻譯作品，但是，這絲毫不會減少這首詩的魅力，“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已經成為中華民族共同的情感追求，打動着一代又一代中國人。

再比如《敕勒歌》。“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公元546年，東魏在玉璧之戰中敗北。十萬軍隊中死傷大半，主帥高歡也一病不起。就是在這樣陰鬱的氣氛中，出身敕勒族的大將斛律金唱起了這首《敕勒歌》。雄渾蒼涼的歌聲打動了所有人，軍心被鼓舞起來，這支軍隊得救了。當時斛律金唱歌的時候，用的是什麼語言呢？有人認為是敕勒語，有人認為是鮮卑語。後來，有同時精通北族語言和漢語的文人把它翻譯成漢語，這才有了我們今天看到的精彩絕倫的《敕勒歌》。如今，能征善戰的敕勒人早已經消失在了歷史的風煙之中，可是，只要《敕勒歌》還在，敕勒人就永遠不朽。

中國的詩詞就誕生在中國人的生產生活中，成長在中華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公羊傳》雲：“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人在生產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種問題都可以通過詩歌來表達，這讓詩歌形成了非常多的題材，比如田園詩、邊塞詩、閨怨詩、送別詩、懷古詩、詠史詩等等。同時，由於漢字音節的特點和情感表達的需要，詩歌又從最初的四言詩發展出了五言詩、七言詩，此後又形成了更為靈活的詞和曲。這些特點決定着古典詩詞具有強大的內容承載力、情感涵蓋力和審美表達力，它能夠包容與激發中華各族兒女的生活與心靈，所以，無論是李白、杜甫，還是耶律楚材、元好問，都能在詩詞中找到情感寄託，發出他們的心聲。

李白的家族是沿着絲綢之路走向中原的，這讓他的詩篇更加浪漫和雄奇。劉禹錫原本具有匈奴血統，但是，當他貶官夔州，卻用巴山蜀水孕育出來的曲調創作出了著名的《竹枝詞》。“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唱歌聲。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元代的耶律楚材、元好問等，他們的詩歌詩體現着時代特色，因為所處的時代是蒙古大軍縱橫馳騁的年代，這一時期的中國，民族矛盾異常尖鋭，因而其詩作中囊括各民族的生活情況，比如：中原漢人的生活習俗、蒙古人的生活條件、西域風土人情等等，同時又表示自己對民族大融合的迫切希望。

我覺得，中華各民族在中國這片土地上交往交流交融的樣子，正像這首《竹枝詞》所吟唱的那樣：“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

受訪者簡介：

蒙曼，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領域為隋唐五代史及中國古代女性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