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永升：“對華依賴論”為何站不住腳

作為中共二十大之後首位來訪的歐盟領導人，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的此次訪華引人注目。在與米歇爾的會談中，習近平主席就中歐關係發展提出四點看法：“要秉持正確認知”“要妥善管控分歧”“要開展更高水平合作”和“要加強國際協調合作”。這四點看法的關鍵詞分別是“認知”“分歧”和兩個“合作”，其中“合作”佔比一半，可見中歐合作的意義之大。

中歐經貿領域的合作尤為重要，它是雙方關係數十年來的壓艙石。儘管受到疫情等不利因素的影響，中歐貿易如今依然保持穩定增長趨勢：中國保持歐盟第一大貿易伙伴地位，歐盟繼續成為中國第二大貿易伙伴，這充分反映出中歐貿易強勁的韌性和活力。

想要更好深挖中歐貿易投資潛力，需要打造數字經濟、綠色環保、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增長引擎，因為傳統的產業鏈和價值鏈已難當重任。比如就海關數據而言，中歐目前每日貿易往來高達20億歐元；同時，今年前10個月，中歐之間的貿易總額達4.68萬億元人民幣，但仍然存在不平衡：中國對歐盟出口3.11萬億元、自歐盟進口為1.57萬億元，分別增長15.9%和下降4.7%。

其實，在貿易領域，中國某種程度上給予了歐盟諸多“關照”。僅就去年3月1日正式生效的《中歐地理標誌協定》而言，該協定對中國產品有利，更有利於廣大的歐盟國家產品。觀察該協定生效後不到兩年的效應，它明顯提高了歐盟對華農副產品的出口。其中有中國人飲食的兼容性要遠大於歐洲人的緣由，也因為中歐消費者數量存在巨大差異。試想，如果完全放開進口，縱是波爾多地區的全部葡萄酒都出口到中國，也遠遠滿足不了中國的中產階層消費者。

關於中歐之間的投資，一個重要趨勢值得關注，那就是中國經歷四十餘年的改革開放後，已從原先的“純資本輸入型”經濟體越來越朝向“資本輸出型”經濟體演變。這個資本流的方向變化，不僅針對第三世界國家，而且也針對以歐美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這也是為何英國《金融時報》近日會以“中國收購成為一些歐洲國家的‘地緣政治前線’”為題大做文章。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上世紀80年代初的中國既缺資金又缺技術，之後持續幾十年的外國直接投資為中國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提供了關鍵的資金支持。如今，歐盟經歷了和部分仍經歷着筆者稱之為的三重危機——“歐債危機”“疫情危機”和“地緣危機”。這三重危機給歐盟經濟和社會帶來深層次的打擊，尤其在資本領域已經使哪怕是德國和法國這樣的經濟體也出現資本流短缺之困。資本困境不僅出現在歐盟國家的中小型企業，也出現在大型乃至特大型企業，甚至出現在像漢堡這樣的城市裏。與此同時，經過數十年的資本和產能積累，中國已經出現一定的“資本過剩”和“產能過剩”現象，恰好可以和歐盟形成這些方面的互補。

一些歐洲政客認為的所謂對中國資本和產能的“過度依賴論”，無論在理論還是實踐上都是站不住腳的。“對中國資本過度依賴論”是一個偽命題。歐盟在經歷三重危機之際無疑極度需要外部資本的注入，而世界上能夠提供如此龐大資本數額的國家並不多。更何況這屬於純粹的商業行為，有規範性的條款加以約束，何談“依賴”？當年中國處於發展相對弱勢的時候，尚且不懼歐美資本的輸入，如今發達且強大的歐盟沒有理由對一個新興國家的資本輸入過度擔憂。

“對中國產能過度依賴論”也是一個偽命題。在一個邊界開放的區域內，經過自由競爭，基於各種生產要素的成本和技術含量，針對一種產品在理論上最終只會有一個最優“生產中心”。這個理論已經被實踐證明。經貿領域邊界的開放是經濟全球化的最終結果，如此來説，倘若按照最優理論而言，同一種產品只會有一個生產中心，這個中心大概率將在中國而非歐盟。 

總之，中歐之間的貿易和投資合作依舊是雙方關係數十年來的壓艙石，尤其在當下世界地緣政治和經濟環境趨於緊張的背景下，中歐雙方的決策層、企業界、學術界和民眾都應深挖中歐貿易投資潛力，提升雙方民眾福祉。（作者是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家對外開放研究院、全球創新與治理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