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永純：做好涉疫治理“下半篇文章”

新冠肺炎疫情是最近一個世紀全球範圍內規模最大、衝擊最嚴重的傳染病疫情，對世界各國在極限條件下的治理能力構成了嚴峻挑戰。疫情防控不僅考驗各國的綜合國力，也檢驗着涉疫治理的制度效能，還體現着對待災難和生命的不同價值觀。中國在疫情防控過程中推出的一系列政策，始終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彰顯了大黨大國的政治成熟、人民情懷與歷史擔當。

回顧疫情防控近3年來的歷程，中國相關政策和決策的出台有幾個前提。一是新冠肺炎疫情是前所未有全球突發公共衞生事件，二是中國有着“國以民為本”的政治傳統，三是中國是人口規模巨大的國家。這就決定了我們與西方所謂“有限政府”不同，在面對突如其來、任何專業研究者都無法準確預判走向的全球公共衞生挑戰時，必須在政治倫理和人民生命方面擔負起特殊的使命。中國的防疫政策不僅需要隨時掌握複雜的專業知識，更重要的是尊重生命，同時決策者需要具有戰略遠見和強大意志力，如此才能把舵定向。正因此，早在疫情之初，習近平總書記就強調“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發出“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最強音。可以説，“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體現着中國涉疫治理的強大價值觀優勢和高超政治智慧。

當前，新冠病毒變異問題儘管仍難以準確預測，但全球範圍內的疫情傳播總體上出現了轉機。與此同時，世界範圍內關於涉疫治理的討論變得複雜，甚至被塗抹上一些意識形態色彩。在全球疫情傳播初期，中國作為人口規模巨大的國家，在相對短的時間內實現了對疫情卓有成效的控制，成為涉疫治理的典範。後期我們高效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一方面全力以赴救治感染者，另一方面為最大限度遏制疫情蔓延，實施了一定的臨時管控政策。這些措施有效克服了緊急醫療資源一時的不足，實現了世界最低的死亡率。

在這場疫情中，從個人到家庭乃至整個國家都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但正是因為在國家涉疫施策中選擇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而不是精明地“計算代價”，才實現了最大程度保護人民生命健康，也最大程度穩住了經濟社會發展基本盤。對比一些其他國家可以發現，中國通過強有力的政府，將疫情限制在可控範圍，分步驟地引導國家涉疫治理向既定目標邁進。中國的涉疫治理，是要求國傢俱有優先組織能力，對經濟社會各種資源進行有效配置，以保護人的生命這一發展的基礎力量。正是這一點，決定了中國的涉疫治理是有着整體觀的，如果算總賬，我們的防疫措施是最經濟的、效果最好的。

隨着不少地方治理單元正在進行密集的政策調整，目前我們走到了涉疫治理的一個路口。不妨判斷：國家涉疫治理的生命保護目標已基本達到，民心順應疫情變化的拐點已經形成，我們正處在政策轉型的關鍵時期。如果我們把涉疫治理分成上下篇來看待，那麼上半篇是國家決策層面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全力控制住了疫情蔓延勢頭，有步驟地恢復經濟社會秩序；下半篇就是各地應當貫徹好中央的涉疫治理指導思想，統籌做好疫情防控和推動復工復產。

目前，在國家涉疫治理的上篇取得優異成果的前提下，在疫情形勢發生變化的關鍵時刻，應當着力做好疫情防控“下半篇文章”。地方作為下半篇的主導力量，應更有積極性、創造性地貫徹中央精神，在保障人民生存權和發展權方面實實在在地有所作為。我們應當堅定信心：中國靠自己的能力階段性地戰勝了這場全球突發公共衞生事件，也必將取得最終的勝利。（作者是西南政法大學人權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