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國家為何“向東看”

國家主席習近平於12月7日至10日赴沙特利雅得出席首屆中國-阿拉伯國家峯會、中國-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峯會並對沙特進行國事訪問。中阿關係持續升温表明，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背景下，中東政治生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中國與阿拉伯國家深化合作面臨歷史性機遇。

西方霸權主義政策不得人心，美國戰略收縮促使中東國家“向東看”

中東格局深受西方大國影響。現代中東體系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就是英法這兩個殖民大國“委任統治”的結果。西方大國在中東推行的政策，用一句話概括，就是霸權主義與強權政治。無論英法等老牌殖民者，還是美國等新殖民主義者，其中東政策共性特徵就是“順昌逆亡”或“拉一派，打一派”。中東地區很多熱點問題，如巴以衝突、伊拉克危機、伊朗核問題、利比亞問題、敍利亞危機、極端主義與恐怖主義氾濫等，很大程度上都是西方國家人為製造的結果。

美國自二戰結束以來就是影響中東政治的最大域外力量。尤其1991年蘇聯解體後，美國在中東行事更加肆無忌憚，並試圖着力將中東打造成美國塑造“世界新秩序”的試驗田和主戰場。2001年“9·11”事件的發生，促使美國進一步加大在中東的戰略投入。自此後整整20年的時間裏，美國致力於在中東進行“反恐戰爭”和“民主改造”。然而，美國在阿拉伯地區的“反恐戰爭”導致越反越恐，國力加劇衰落，同時也將整個中東攪得沸反盈天。

美國等西方大國的中東政策的破壞性遠遠大於建設性，多數阿拉伯國家和民眾從內心不歡迎西方的這種政策模式。2020年10月“阿拉伯政策研究中心”的民調顯示，81%的受訪者認為美國中東政策對地區安全與穩定構成威脅；66%的受訪者認為，美國和以色列對阿拉伯國家最具威脅。

相比之下，中國在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影響力和受歡迎程度明顯上升。戰略上，中國希望阿拉伯世界團結、強大，而不像英美那樣為一己私利設法削弱阿拉伯世界整體力量，“不尋求勢力範圍，不培植代理人，不填補權力真空”的立場深得阿拉伯國家讚譽和認可。政治上，一直秉承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中東事務中主持公正，按照事務本身的是非曲直確立自己的政策和立場。中國與中東國家既沒有歷史遺留問題，也沒有根本利害衝突。2016年1月習近平主席訪問中東時又明確提出，“不找代理人、不搞勢力範圍、不謀求填補真空”的“三不原則”。這與西方沿襲了幾百年的地緣政治理論和政策迥然不同，更符合中東國家的利益和需求，因而深得阿拉伯國家的讚譽和認可。民調顯示，阿拉伯世界對中國的好感度明顯高於美國。

尤其近些年來，美國在中東出現了明顯的戰略收縮態勢，促使中東國家“向東看”步伐加快。2009年奧巴馬政府執政後，在中東縮減兵力、降低反恐調門、與伊朗緩和關係。2017年特朗普政府和2021年上台的拜登政府，繼續在中東進行戰略收縮。尤其2021年8月美國倉皇從阿富汗撤軍，表明美國已無意在大中東地區長期駐足。美國在中東戰略收縮導致其對中東的影響力和控制力下降，中東國家政治自主性由此日趨增強。這些國家“苦美久矣”，外交政策日趨從“向西看”轉向“向東看”。這為中阿深化各領域合作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

中東國家“拼安全”轉向“拼經濟”，中阿深化合作迎來更廣闊空間

過去相當長時期，中東國家全力融入西方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效仿西方式現代化道路，結果導致“去工業化”、貧富分化加大等一系列結構性問題。1980年至2004年，阿拉伯世界年均GDP增長率不足0.5%，1/3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遠遠落後於世界平均水平。2011年中東劇變的發生，可以説是阿拉伯國家發展滯後的必然結果。阿拉伯世界經濟發展滯後，很大程度上與西方主導的國際經濟舊秩序有關。

2011年中東劇變非但沒有改變這種經濟滯後局面，反而使相關國家的經濟狀況更加糟糕。據世行統計，中東北非在2011年有800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2018年飆升至2800萬。2021年初的一項民調顯示，敍利亞、也門、利比亞和蘇丹超半數受訪者認為，眼前生活狀況比中東劇變前更糟。2019年12月的一項民調顯示，61%的受訪者希望政府將經濟列為優先事項。在此背景下，中東國家日趨從“拼安全”轉向“拼經濟”。“拼經濟”成了阿拉伯世界的當務之急，“發展優先”成為中東國家的新共識。在“向西看”導致經濟失敗的背景下，阿拉伯國家日益轉向“向東看”，寄希望於中國發展帶來的機遇。

“一帶一路”倡議正契合阿拉伯國家“拼經濟”的現實需求。中國始終堅持“發展優先”的理念，這種理念體現在對外戰略中，就是以發展促穩定，矢志推動“一帶一路”倡議。歷史上，阿拉伯世界曾因“絲綢之路”興起實現了經濟繁榮。當前，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實際上是重新開啓“絲綢之路”，也會為中東國家帶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根據大數據分析，許多阿拉伯民眾對“一帶一路”持積極態度，對中國企業投資表示歡迎和支持，希望本國根據發展狀況與中國進行產能合作。迄今已有20個阿拉伯國家簽署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此外，雙方在5G、人工智能、雲科技等數字化領域合作也明顯加強。

“西方式現代化”頻頻失效，中東國家看好“中國式現代化”

近現代以來，西方國家因船堅炮利，經濟與軍事實力強大，因此使西方式現代化道路成為包括中東國家在內的諸多發展中國家的效仿對象。西方國家從“西方中心論”和“西方優越論”出發，將西方文明和制度等同於“普世價值”，動輒將自己的價值觀強加於人，乃至“民主改造”和“文明改造”。在此背景下，中東國家的治理模式和價值理念長期受到西方國家影響。無論是早期的奧斯曼帝國，還是一戰後形成的中東國家，都主動或被動地“向西看”，全力效仿乃至全盤照搬西方式現代化模式。最典型的就是土耳其凱末爾的全盤西化的社會經濟改革，以及伊朗巴列維王朝的“白色革命”。

然而，近百年的歷史事實表明，效仿西方式現代化道路，並沒有使相關國家由弱變強，反而加速衰落。政治制度上，中東國家照搬西方的代議制民主和三權分立制度，結果導致教派矛盾升温、權力內耗加劇，國家能力持續下降。伊拉克在2003年“民主改造”後，從昔日的地區強國一下淪落為任人欺凌的弱勢國家。2011年中東劇變後，埃及、突尼斯、也門等國“民主轉型”，結果導致政局動盪、經濟蕭條、安全惡化等一系列新問題。“阿拉伯之春”變成了“阿拉伯之冬”。

痛定思痛，阿拉伯國家對西方價值觀迷信驟然下降。2018年8至9月，佐格比公司對10箇中東國家的民調顯示，當初阿拉伯民眾渴望政治自由，現在“民主”在優先次序中則排名墊底。但2021年拜登上台後，美仍在中東推行價值觀外交，對阿拉伯國家指責增多。這使沙特等阿拉伯盟友與美更加離心。

相比之下，中國式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的吸引力不斷上升。中國倡導文明包容互鑑，反對“文明改造論”和“顏色革命”，這與阿拉伯國家頗有共鳴。從實踐看，中國經濟頻頻實現“彎道超車”，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使同為發展中國家卻飽受落後動盪煎熬的中東國家深感觸動。它們普遍羨慕我發展成就，希望借鑑我發展經驗，搭乘我發展快車。2009年，約旦著名學者薩米爾·艾哈邁德撰寫了《文明的追隨——中國的崛起與阿拉伯人的未來》。作者認為，阿拉伯復興事業應積極借鑑中國的“非模式化崛起”經驗，“阿拉伯世界應通過追隨中國的復興之路，實現自身文明的推進”。該書阿拉伯文版於2009年出版後，四年時間裏連印三版。2018年8月，艾哈邁德又出版新著《東方的復興：“阿拉伯之春”的失敗與中國崛起的前景》，主張阿拉伯國家全面加強與中國的戰略伙伴關係，希望中阿兩大文明攜手前行。該書出版後，一年多時間裏三次再版，足見此書觀點在阿拉伯人中受歡迎的程度。交流治國理政經驗，已成為中阿深化合作的新亮點和新話題。

總之，中東地區出現的若干歷史性變化，以及中國崛起帶來的外溢效應，促使中阿深化合作面臨歷史性機遇。雙方應珍惜並抓住這一歷史性契機，深化各領域合作水平。當前首屆中阿峯會就是新時代雙方深化各領域合作的具體體現。需要指出的是，由於中東國家政治轉型塵埃未定、地區矛盾難以化解，加之美國刻意阻撓，中阿深化各領域合作不可能一帆風順，而將呈現“道路曲折，前景光明”的螺旋式上升態勢。

（作者：田文林，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光明日報》（ 2022年12月08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