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丨李培林：中國式現代化為何能破“歷史終結論”？
中新社北京12月7日電 題：中國式現代化為何能破“歷史終結論”？
作者 李培林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社會政法學部主任
編者按：
現代化，一場跨越數百年、關涉五大洲的全球社會大轉型，貫穿經濟、科技、政治、文化等各個領域，給世界帶來鉅變。中國，無疑也是這歷史進程中的一部分。
經過百年奮鬥，中國的現代化蔚然成潮。中共二十大報告正式提出“中國式現代化”，為何是現代化模式的創新？其本質要求究竟為何？為何能打破“歷史終結論”？“東西問”特稿專欄藉此推出“讀懂中國式現代化”專題策劃(二)，將圍繞“中國式現代化的世界意義”進行解讀。
中國走向現代化，是世界現代化歷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中共二十大報告將“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列入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文明視野和世界眼光。
回首過往，中國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走出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從人類文明的高度和廣度來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有助於我們更好認識中國式現代化所具有的世界意義，它不僅打破了武斷的“歷史終結論”，也將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發展的新參照。
中國式現代化打破西方文明定義的“思維定勢”
人類文明新形態或者説現代化文明的新形態“新”在哪裏？筆者認為，可以從兩個主要方面來理解。
一是相對於資本主義文明而言，人類文明新形態是中國共產黨開創的社會主義文明。現代化的主線過去長期在理論上被塑造成資本主義文明的發展，特別是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以後，西方學術界有關於“歷史的終結”和“資本主義最終勝利”的一套理論。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和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就，顯然用事實打破了這種理論上的武斷。
放眼人類發展史，還從未有過一個人口規模達14億的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經濟政治體系中的位置發生過這樣大的變動，這無論是對現有的以西方為中心的現代化體系，還是對既有的現代化理論，都是一個新事物。可以説，中國走向現代化必然會產生廣泛、深刻和長遠的世界影響。
二是從中華文明出發來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的人類文明新形態。現代化長期以來一直被國際主流學界視為西方文明的擴展和延伸，儘管此前也有日本等東亞經濟體的現代化崛起，但並沒有從理論上改變這種“思維定勢”。
對於現代化的“東亞模式”，一些東亞學者也表現出文化自覺，試圖從儒家文化圈等傳統文化和內生因素建立東方現代化的解説。但總的來説，東亞學者似乎表現出一種理論上的“低調”，幾乎沒有產生任何一種基於東亞現代化實踐的不同於西方現代化理論的東方現代化理論。
中國現在提出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才得以從文明的高度審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中國式現代化，這打破了以西方文明定義的現代化“思維定勢”。
中國式現代化浸潤於中華文化的自覺
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進程，始終浸潤着中華文化的自覺與民族記憶。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打開中國國門，開啓了中國近代受列強侵略、簽訂不平等條約、喪權割地賠款的恥辱史。
自那時以來，啓蒙、救亡、變法、圖強成為中華民族的歷史主題。中國一批批知識分子在救亡圖存、啓蒙圖強的探索中形成了向西方學習、批判傳統文化的思想主線。這看似出現了與傳統文化的斷裂取向，但其實，在人們容易忽略的另外兩條線索中，中華文化的自覺性始終影響着中國式現代化的道路選擇。
一條是日常生活的線索。中華文化刻寫在中國人的文化基因裏，融在中國人世代相傳的血脈中，體現在中國人的生活態度、生活習俗以及天下觀和價值觀裏，是抹不去也斷裂不了的。今天的中國正沿着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前行，這條道路同樣深刻浸潤於對中華文化的深度自覺。
另一條是中國傳統文化對變革圖強思想理論的深層文化薰染。古為今用的深層文化薰陶在東亞多國發展起飛之後，也逐漸發展成一種中華文化自覺。正如曾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的金耀基先生所提出的，儒家文化對東亞現代化的作用打破了馬克斯·韋伯關於新教倫理命題的鐵律。與馬克斯·韋伯持相同看法的一些西方學者認為，只有新教倫理所帶來的精神才能通向現代化發展。
中國有幾千年的文明史，拒絕“全盤西化”。在根深蒂固的西方文化優越論者看來，中國的和平崛起構成一種“文化威脅”。特別是中國有上百年受西方列強欺凌的歷史記憶，讓他們以為，中國人有骨子裏的排外心結。退一步講，即便中國按西方的意願發展，他們依然會把中國作為一種改變西方國家統治秩序的威脅進行打壓。
持西方文化優越論的人士顯然是在用西方文明的“邏輯思維”來理解始終成長於中華文化背景中的中國發展道路，且無法理解中華文化“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的天下觀，這就是文明的差異。對這些人來説，只有真正讀懂中華文明，才能讀懂中國式現代化。
中國式現代化貢獻世界
中共二十大報告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其中藴含的天下為公、民為邦本、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賢、天人合一、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等，是中國人民在長期生產生活中積累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的重要體現，同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具有高度契合性。
筆者認為，“高度契合”命題的提出，體現了中國人今天的歷史自信和文化自信。毛澤東早就指出，“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
可以説，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對中國現代化進行了艱辛探索：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人民為實現現代化不懈奮鬥；改革開放特別是新時代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取得偉大成就。這些實踐促使中國人從文明的高度重新審視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世界意義。
當今世界，國際經濟政治秩序正面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嚴重的不確定性。“叢林法則”只會走向毀滅，人類應該有智慧創造共同發展的未來。在此方面，大國都需要具有管控對抗激化邊界的智慧和能力，走出一條超越“修昔底德陷阱”的世界和平發展的新路。
中國在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沒有侵略其他國家，沒有掠奪他國的資源和財富，也沒有向其他國家輸出難民。中國要讓全體人民過上美好生活，也要成為國際經濟政治秩序的建設者和負責任的國際大國，不斷提升國民素質和文明程度，不斷增強不同文化之間交流、理解和溝通，與世界人民一道，把世界建設得更加美好。
對此，西方中心主義者需要適應中國的發展變化，放棄所謂“從實力地位出發”與中國打交道的馬基雅維利式的政治謀略和“零和博弈”思維，共同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