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安斌：網絡虛假信息正成全球公害

在美國皮尤中心2022年8月發佈的國際民調中，來自北美、歐洲和亞太19個國家和地區超過70%的民眾認為，在線傳播的虛假信息已經成為當今世界的“重大威脅”之一。其中，美國民眾把虛假信息和來自國外的網絡攻擊視為該國面對的“最大風險”。

在此背景下，歐盟委員會成立“網絡虛假信息高級別專家組”等專門機構，從傳播者的動機和信息真實性出發，將“虛假信息”分為“誤訊”（Misinformation）、“謬訊”（Disinformation）和“惡訊”（Malinformation）三類，在學術界形成初步共識。美國國土安全部下設的MDM工作組也因此而得名。

具體而言，“誤訊”指無意造成傷害的錯誤信息，如被誤當作真實信息的各類搞笑“迷因”。“謬訊”指錯誤的且有意形成的信息，如各類“陰謀論”或真假難辨的“後真相”。“惡訊”則指基於事實但旨在造成傷害的信息，如散佈仇恨言論、惡意泄露個人隱私等。

近年來，各國的“利益攸關方”逐漸意識到虛假信息的巨大破壞力。以政府、互聯網公司、民間組織為主的多元共治體系雖然在2017年浮出水面，其聲勢與規模看似不小，但在2019年以前，只有德國等極少數國家正式實施了監管法案，而互聯網公司對其應承擔的治理責任則採取避重就輕的態度。

2020年以來，在席捲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和在社交媒體平台上氾濫成災的“信息疫情”的雙重夾擊下，虛假信息治理的緊迫性日益凸顯，多元主體共治的格局終於落地，並在短時間內獲得實質性的推進。

西方國家對虛假信息的監管治理面臨信息審核與言論自由之間的兩難選擇。無論是2017年以來美國國會一次又一次大力推出卻又無限擱置的立法倡議，還是歐盟委員會於2018年制定的《反虛假信息行為準則》，其內核依舊是倡導推動行業自我監管模式。2020年以來，西方國家的政府部門以治理信息渠道及監管生產信息的行動者為主要抓手，以推動立法與建立執法機構作為主要形式，實現了從寬鬆自律到嚴格他律的根本性轉變。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虛假信息成為西方政黨和政客擾亂輿論、抹黑對手的工具。社交媒體時代的碎片化傳播導致的“語境坍塌”效應，使得一些定義明確的概念成為意義南轅北轍的“標籤語”，從而變成具有多義性和不確定性的“漂浮能指”。

隨着國際局勢的變化，“虛假信息”的概念外延不斷拓展，其“漂浮能指”效應進一步放大，擾亂了國際輿論場，引發一些國家和地區利用算法開展“認知戰”。俄烏衝突爆發後，這種由政府、媒體、智庫協同“甩鍋”“消音”的機制將俄方發佈的信息認定為“謬訊”，將今日俄羅斯電視台等頻道或賬號永久封禁，把“謬訊治理”變成了“輿論戰”“認知戰”的武器，旨在封殺與西方主流價值觀和意識形態迥異的信息和言論。這一策略在“9· 11”恐怖襲擊事件後美國政府以“反恐”旗號打擊異己的過程 中屢試不爽，如今在數字傳播時代又以“謬訊治理”的名義被重新包裝，這應當引起學界和業界的高度重視。

聯合國在2021年度發佈的一份報告中指出，“信息疫情”雖然在全球蔓延，但南方國家普遍缺乏開展有效治理的資金和資源。調查顯示，在受到“外國行為主體”散佈虛假信息騷擾最多的前20個國家中，19個來自全球南方國家。其中，尤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國家民眾面臨的風險最高。然而，倡導“信疫”治理的國際組織和民間機構主要服務於歐美國家，其中許多總部設在美國，其所涉獵的全球合作也常常侷限於發達國家之間的合作。這就導致全球“信疫”治理聚焦於美西方關切的議題，例如選舉和種族問題，而貧困、疫情等全球南方國家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卻未能得到應有的重視。

另一方面，負責運營全球性社交平台的硅谷巨頭存在着對各國資源調配不均的問題，其防治“信疫”的執行力也存在明顯的語言差異。臉書等平台的英語帖文只有29%包含不實惡意信息的帖子未被臉書貼上“警告標籤”，但70%以上的用西班牙語和意大利語發佈的虛假信息則逃過了平台的內容監管，遑論其他小語種。因此，有效防治“信疫”需要國際組織、互聯網公司和民間機構更為公正、合理地調配資源，根據各國的具體實際量身定製有效的治理方案。 (作者是清華大學愛潑斯坦對外傳播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