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崢：美國“魔力”漸衰影響全球人才流向

今年以來的多份研究報告顯示大量華人科學家離開美國，回到中國或前往其他地方。這些報告不僅在我國國內引起關注，亦在美國引發強烈反響。一些美國研究者認為，這不僅是對中國不斷提升科研投入的直接反應，也映射出美國創新環境正在進一步受到政治化、安全化侵蝕，科研機構不再是“世外桃源”。其中一份由普斯林頓、麻省理工等多所美國名校進行的聯合研究稱，近3年來有3800多名華人科學家離開美國。該報告通過具體數據顯示出美國政府2018年實施“中國行動計劃”的實際影響。報告認為，雖然美國科研體系仍具有巨大吸引力，但外國科學家正在進一步感受到“差別化待遇”，日益受到更大的政治和心理壓力。

這些研究證實了外界的諸多猜測，包括“美國優先”政策在科學界帶來廣泛影響；新冠肺炎疫情給科學家們帶來額外的心理壓力；美國政府新的“科研安全”要求正在改變外國科學家的研究預期等。從研究看，外國科學家對美國科研體系的離心傾向仍在上升，一些華人科學家仍尋求回到中國或在其他亞洲創新中心發展。

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美國在全球人才體系中的特殊地位亦得益於多個歷史性因素的疊加。近100年以來，美國人才體系出現了三次飛躍，每次飛躍均顯著拉開了與其他競爭者的差距。第一次飛躍是在二戰前後，大量歐洲科學家由於戰爭流離失所來到美國，充實了美國頂尖科學家的隊伍。美國在高等教育領域的長期投入為吸納頂尖科學家打下基礎，讓當時的美國成為這些科學家最佳的庇護所。第二次飛躍是在冷戰時期。冷戰帶來的核大戰恐懼顯著改變了歐洲的創新環境，使其長期難以重獲創新活力。歐洲科學家及青年人才持續向美流入，僅少數迴流歐洲本土，初步形成了有利於美國的全球人才環流。

第三次飛躍是在冷戰後的全球化時代。這一時期，歐洲、日本等發達地區和國家的創新環境出現顯著改善，對美國的競爭力顯著增強。但同時，全球化讓發展中國家的人才資源得到持續釋放。相比歐洲和日本，美國的文化和創新環境更加開放，基礎科研投入更多，讓美國再次吸納了大量全球最頂尖的人才。

然而，如今美國海外人才的“第三波紅利”已接近尾聲，一些既有優勢正在被削弱。一方面，以特朗普為代表的本土保護主義已經成為新的“政治正確”，開始在人才引進領域發揮影響。拜登政府上台後，美國雖然部分廢除了針對特定國家和高科技人才移民的限制性措施，但是拜登政府推出的《芯片與科學法案》中仍然具有重點加強美本土人才培養的政策導向。由此可見，提倡人才和教育領域的本土優先將成為美國未來的長期政策，這將影響海外人才的預期和選擇。

另一方面，所謂“科研安全”日益成為美國科研體系的壓倒性因素。2018年起，美國一些政客甚至政府層面不斷強調所謂“科研安全”議題，不斷強化聯邦政府和科研機構對科研人員的管理與干涉。這種所謂的“科研安全”事實上是把學術研究政治化、安全化，對源自海外的科研人員採取不信任態度。這一轉變成為眾多華人科學家“逃離美國”的主要原因，由此產生的寒蟬效應也將對未來美國吸引頂尖人才的能力帶來制約。

兩者共同改變了美國創新體系的政治文化和內部環境，使其不再具有“特殊性”的開放和包容度。對於科研人才而言，相比物質條件的優越，他們往往更關心自身開展科研工作的自由度、環境的開放度和生活的舒適度。自由選擇能讓科研人才更有機會探索上升空間，實現更廣闊的科研願景；環境開放使其能夠更便利地參與國際科技合作，完成單獨無法完成的成果；科研人才多屬於社會精英層，已不僅滿足於基礎生活需求，而希望生活環境能夠減輕其科研壓力。在這些關鍵領域，美國與其他發達國家甚至一些發展中國家頂級機構的差距近年來正在顯著縮小。

美國創新環境的“魔力”不再將對全球人才流向帶來深遠影響。與美科研條件類似、環境更為寬鬆的國家和地區將顯著受益。例如，加拿大、瑞士、新加坡對全球人才的虹吸能力正在顯著增強，成為美國本土人才外流和發展中國家人才“自我提升”的優先選項。歐盟、日本等亦意識到這一機遇，紛紛加大在基礎科研領域的投入，放寬相關移民和工作限制。

對於中國而言，美國對全球人才“魔力”的喪失帶來的機遇與挑戰並存。機遇方面，中國不僅是在美華人科學家的最佳目的地，同時也將有機會吸引更多被美國科研規則收緊“擠出”的人才。挑戰方面，中國也將面臨其他一些發達國家的人才競爭，這些國家當前的科研基礎和生活條件仍有一定優勢，相比美國將提供更多元化的機會。美國一超地位的下降強化了全球在該領域的競爭態勢，也加大了落後國家被拉大差距及一些國家的人才外流壓力，讓中國提升本國科研環境有更強烈的緊迫感。（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