菅志翔、馬戎：國家通用語言是最深層次的文化認同

自17世紀以來，起源於歐洲的民族主義運動開啓了近代民族國家建構的新時期。在這一歷史進程中，語言作為羣體文化認同和政治整合的重要工具，扮演了關鍵性角色。

共同語言是民族建構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種共同語言的推行與傳播，被許多學者視為構成“民族”（nation）認同的重要文化基礎。德國社會學家韋伯指出，“無論何處的民族情感形成過程，都會有一些文化要素作為最重要的實證基礎，其中首先出現的就是一種共同語言”。英國曆史學家霍布斯鮑姆認為，“19世紀末，族裔和語言才成為公認的界定民族的重要標準，甚至主導因素”，“根據語言民族主義的古典模式，通常都是有一種族羣方言被髮展成全方位的標準化民族書寫語言，然後這種民族語言又順勢變成官定語言”。

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在任何一種發達的現代語言中，自然地產生出來的語言之所以提高為民族語言，部分是由於現成材料所構成的語言的歷史發展，如拉丁語和日耳曼語；部分是由於民族的融合和混合，如英語；部分是由於方言經過經濟集中和政治集中而集中為一個統一的民族語言。”這段話清楚地説明，現代語言的發展進程與民族融合、混合過程和經濟與政治集中進程同步，在這一進程中產生“統一的民族語言”。這一過程可被視為與“民族國家”建構進程同步的語言政治化與標準化。斯大林提出的“民族”定義：“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四個要素中的第一個就是“共同語言”。他的民族理論對蘇聯的“民族識別”和南斯拉夫、中國的民族理論曾產生重大影響。

在許多國家，使用國家通用語言被公認為國民身份的重要文化符號

民族國家是近代歐洲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社會政治組織形式，其內涵是國民經濟和憲政公民權的建構及其邊界維持。由於各國創建歷史和人口構成的特點，有些國家內部通用語言有幾種（如瑞士），有些國家主張文化多元主義，在推行國家通用語言的同時保護少數族羣語言文字（如加拿大）。世界上，大約125個國家的憲法提到了本國的語言問題，其中約100個國家指定了一種或多種語言為本國的官方語言或國語，官方語言和國語在使用方面都享有特權。當今共有78個國家（如法國）確定了一種官方語言或國語，有18個國家（如阿富汗）確定了兩種官方語言或國語，5個國家（如比利時）確定了3種官方語言，4個國家（如剛果）確定了4種官方語言。

無論屬於哪種語言模式，掌握本國國家通用語言已經成為今天各國公民參與公共生活、實現就業和個人發展的重要條件。掌握國家通用語言的熟練水平，客觀上決定了每個國民在政治、經濟、文化各領域的實際參與程度。全國性通用語言已經成為建立統一市場、落實現代國家公民權的基礎條件之一。語言是文化的重要載體和形式符號。彼此語言不通即無法相互溝通，正是不同的語言把人們區隔為不同的文化羣體和社會羣落，難以形成統一市場、社會經濟活動規範和權力制度。

因此，語言整合是民族國家建構過程中的核心議題。假如沒有全國通用的語言文字，本國民眾的政治認同就始終缺乏共同的文化基礎，通用語言是最深層次的文化認同。而文化認同是政治認同的基礎，是民族團結之根，民族和睦之魂。

在許多國家，使用國家通用語言已被全社會公認為國民身份的重要文化符號。“國語”學習開始在國家教育體系中佔據主導地位。歐洲開創的現代學校教育體系（等級制學校及教學科目）本身即是人類社會政治經濟制度和知識體系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學校使用統一語文教材推動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普及，各級學校通過國家法定文字的教材和教學語言向全國青少年講授主體意識形態、社會倫理與專業知識。

中國在秦代即開始推行統一語言文字，自秦始皇推行“書同文”之後，漢字在促進中國各地方言之間的口頭交流和文字趨同方面長期發揮着特殊的重要作用。

中國現代考古學家蘇秉琦認為，“以形、意為主又適應各地方言的方塊字被大家所接受，成為其後數千年間維繫民族共同體的文化紐帶，產生了極強的凝聚力”。社會學家趙鼎新指出，“由於表意性的文字書寫系統能夠脱離語音而使用，這極大地便利了使用不同方言乃至不同語言的人羣之間的交流。春秋-戰國時代之後的中國歷史表明，雖然帝國儒教為精英文化的統一提供了基礎，但為這種文化的傳佈和綿延提供物質基礎條件的卻是表意性的漢語文字”。儘管今天有些人在日常生活中仍使用閩南話、粵語等方言，但是統一的漢字（書面語言）使得全國各地行政、司法、教育系統和經濟貿易運行毫無障礙。與此同時，我國各少數民族地區的各級學校始終推行國家通用語言教育。

學習國家通用語言是各羣體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

現代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不僅新術語新詞彙不斷出現，人們之間交流合作的頻度和深度在不斷加強，國家通用語言成為當代社會科技經濟事業中必不可少的交流工具。中國現代產業的發展吸引了大批鄉村勞動者進入城市就業和發展，也吸引了大批來自邊疆地區的少數民族青少年和勞動者來到沿海發達地區生活和定居，掌握國家通用語言是他們必要的生存和學習的工具。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全面加強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不斷提高各族羣眾科學文化素質”，黨的二十大報告再次強調“加大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推廣力度”。

在各地推行國家通用語言教學的過程中，必須充分尊重當地民眾對母語的情感，應儘可能採用漸進與平和的方式，要使各族民眾感到母語受到尊重，下一代繼承母語的權利有保障。在此前提下，人們會更加理性與積極地接受和學習工具性更強的通用語言。

從社會學的角度分析，語言在社會功能方面具有雙重性。一是作為一種傳統文化的載體，它寄託和體現出人們對這種文化的感情；二是純粹作為信息交流的工具，實現的是傳遞信息的功能。

學生們在課堂上學習外語，並不感覺自己母語被“貶低”或民族情感受傷害，因為他們看重的是這種語言作為現代知識學習工具的必要性。對於少數民族學生而言，學習國家通用語言同樣是為了掌握一種重要的學習和交流工具。對於那些長期在少數民族地區工作的漢族、回族等幹部職工，為了更好與當地民眾交流，也需要學習當地通用的民族語言。

在一個社會正常發展的進程中，學習通用語言是每個人生活與發展的自然需求和理性選擇，如果沒有源於意識形態或外部政治勢力的干預，人們很自然地去學習便於生活和工作交流的語言。世界進入21世紀，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和經濟活動所需要的豐富知識、複雜技能已經不是二戰後的人們所能想象的，在這個激烈競爭的歷史時期，人們都認識到通過學習語言掌握新知識的重要性。

推廣國家通用語言會不會最終危及少數民族母語的生存？這是每個重視本民族語言和文化傳統的人十分關心的。在一個統一的多族羣、多語言國家，始終存在着一個維護政治統一的“一體”與保護少數羣體文化傳統的“多元”二者之間的辯證關係。如何在二者之間的平衡上拿捏好分寸，兼顧共同性和差異性，是對執政者政治智慧的考驗。 

進入21世紀後的中國正走在中華民族復興之路上，這是一條漫長和崎嶇的道路。我們既要通過向其他族羣和國家學習來吸取人類文明所有成果和智慧，又要頭腦清醒地維護自身文化傳統和文化自信，這絕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業。無論是理解和學習其他文明，還是不斷加強對自身文明傳統的再認識，語言變遷史和語言政策比較分析將始終是我們必須關注的一個重要研究領域。（作者分別是浙江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