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峯：四種心態影響印度對華政策

近年來，中印關係面臨眾所周知的一些困難，印度政府對華政策也充滿糾結，呈現出一種“防範警惕”之下的“有限合作”，從中折射出長期以來印度國內影響其政府對華政策的四種複雜心態。

首先，“受害者”心態。中印邊境問題是昔日英國殖民者留下的產物。中國一直主張從全局視野和戰略高度看待和發展中印關係，認為邊境問題並非兩國關係的全部，但印度近年來堅持“邊境對峙不解決，中印關係就不正常”的立場，一心將兩者捆綁掛鈎，試圖迫使中方讓步，令人遺憾地倒退到1988年印度前總理拉吉夫·甘地訪華之前新德里對待邊境問題的立場。加勒萬河谷衝突究竟誰越線在先、違約在先、動手在先，責任清清楚楚。但兩年多來，印度政要、媒體但凡在國際場合談及中印關係，都會擺出“受害者”模樣，將衝突及此後對峙的起因歸咎於中國。

這種心態已經深埋在部分印度人心中長達60年。1962年邊境衝突的失利對一些印度精英和大眾心理上產生深遠的影響。對比2020年與1962年之後的做法，對內縱容民族主義情緒氾濫，對外塑造對手“好戰”形象，印度一些強硬勢力的政治操作可謂同出一轍。這都加劇了中印邊界爭端的複雜性、解決問題的長期性和中印關係發展的曲折性，也增加了兩國關係走出低谷的不確定性。

第二，“優越者”心態。佛教由印度傳入中國，伴隨而來的藝術、天文、曆法、數學等影響了中國文化兩千年，印度人“文化饋贈者”的優越感在雙邊交往中不時顯現。21世紀後，在西方主導的國際語境下，“抬印抑華”“妖魔化”中國的聲音不時出現。俄烏衝突以來，美西方政客和輿論將中俄深度捆綁，試圖塑造“民主對專制”的對決。而印度全盤繼承英國留下的議會制度，“最大民主國家”和“民主模範生”的人設更受西方追捧，加之瑜伽風靡全球，寶萊塢影響廣泛，大國外交左右逢源，周邊鮮有強國環伺，讓新德里一些政治精英認為其國際形象、地緣環境、軟實力均優於中國。近來，隨着印度GDP超越昔日宗主國英國，躍居世界第五，人口紅利顯現，屬於印度的“高光時刻”似已到來。而美國為對付中國這一它眼中的“頭號戰略競爭對手”，在拉攏吹捧印度方面更是不遺餘力，甚至在對俄製裁問題上不惜違背“政治正確”，少見地予以容忍、遷就和“豁免”。這些無不讓一些印度精英在對外交往時更加信心滿滿。

第三，“追趕者”心態。如果倒推20年，那種所謂“孟買再不努力，就要被上海趕上”的言論，確實在印度社會有一些真實的市場。隨着中國崛起已經成為“世界級現象”，中印交往的不斷增多，類似言論現在已經在印度絕跡。印度精英們承認的是，中國綜合國力已遠超印度至少15年；反思的是拉吉夫·甘地訪華之時，與印度經濟總量相當的中國，為什麼現如今已是5倍於己的體量；着手在做的是，如何抓住當前全球經濟格局重塑過程中賦予的機遇，發揮和放大自身的各方面優勢，加快迎頭趕上，早日成為世界製造業的新基地和全球性的經濟大國。

近年來，印度開始推行“印度製造”“自力更生運動”“產業替代”等經濟政策，其核心都是在製造業領域借鑑、追趕中國並最終實現“中國產業替代”。其具體設想是：第一階段讓“印度製造”取代“中國製造”，第二階段用“印度資本”取代“中國資本”，第三階段以“美西方+印度”產業合作模式取代“美西方+中國”的產業合作模式。

第四，“投機者”心態。印度一向善於在大國之間尋求戰略平衡，以期將自己的利益最大化。2020年之前，印度在中美兩國之間並不公開選邊站隊。中印兩國領導人在2018年、2019年實現兩次非正式會晤後，中印關係發展向上勢頭一度被看好。美國力邀印度參與的“四方安全對話”僅在工作層面徘徊。2020年後，中印關係因邊境衝突和軍事對峙一路走低，隨之而來的則是印美關係迅速升温。印美兩國在戰略上不斷走近，不僅讓“四方安全對話”閃電般地跨越至領導人峯會的最高層面，而且美國為圍堵中國打造的“印太經濟框架”等諸多地區倡議，印度大都予以一定程度的積極回應。在美國不斷打壓中國企業，渲染對華“脱鈎”之時，印度也有遙相呼應的態勢。 

如今，面對國際政治經濟安全環境出現的新變化，中印關係似乎又迎來緩和的窗口。中印貿易額連創歷史新高，邊境對峙雖仍不時出現，但範圍和強度都進一步減小，雙方的對話磋商機制明顯暢通，氣變領域也有較好合作。近期，印度領導人在巴厘島G20峯會期間與中國領導人握手寒暄，更是引發外界諸多猜想。印度明年作為輪值主席國， 接連要舉辦 G20 峯會、上合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它是否會為了預做準備、預熱氣氛，而主動更多與中國熱絡聯繫呢？這值得觀察。（作者是清華大學國家戰略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