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興東:華盛頓組建“美歐科技聯盟”阻礙重重
作者:方兴东
在拜登政府不斷升級對華科技戰的舉措中,歐盟扮演的角色無疑是值得觀察的。在歐盟方面對美國不公平貿易政策的抱怨持續升高之際,拜登政府不久前和歐盟委員會的一個代表團在華盛頓附近舉行會議,試圖在貿易和新技術問題上拉緊與歐盟的聯繫。如果説美國將遏制中國視為“國運之戰”,那麼站在數字技術發展的全球進程上看,華盛頓急於拉歐盟站隊與中國博弈的複雜性和微妙性,不僅將遠超當下所呈現的內容,也將超越美國所謂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站隊之説,廣泛涉及數字技術、數字基礎設施、數字貿易規則乃至全局性的全球數字規則架構等各個層面。
本月5日,美歐貿易和技術委員會(TTC)在美國馬里蘭大學舉行第三次會議。TTC是美歐協調國際貿易和新興技術議題的永久性跨大西洋交流平台,其戰略目標是尋求為全球經濟制定規則,並強化與中國的科技競爭。首次會議於去年9月29日在美國賓州匹茲堡舉辦,會後發表16頁的《創始聯合聲明》劃定了“投資審查”“出口管制”“人工智能”“半導體供應鏈”和“全球貿易挑戰”等首批五個重點合作領域。聲明雖未提中國,但是處處針對中國。德國《商業內幕》報道將其稱之為“對抗中國的新科技聯盟”。
總體而言,拜登政府是想恢復冷戰時期美歐就科技領域的對華穩固協同關係。雙方的聯動主要體現在三個層次:一是在市場準入方面,排擠中企進入數字基礎設施領域;二是供應鏈安全成為當下雙方最為熱乎的“共同語言”;三是關乎全球數字規則,這不僅是未來的重中之重、美歐相互需要,同時卻也構成雙方最大的博弈點。美歐在這三個層次有着戰略性的現實考量,但是我們也需認識到美歐之間存在着不可調和的戰略矛盾。
顯然,極力打造“美歐科技聯盟”是拜登政府升級“中美科技戰”中關鍵因素之一,“共同的民主價值觀和世界最大的經濟關係”是華盛頓最重要的招牌。但是,利益面前難掩內在的分歧。以美歐首次會議為例,最大障礙就是雙方在數字治理層面存在戰略性利益衝突。這些年,歐洲逐步認同中國等倡導的“網絡主權”理念,強調“數字主權”,強化歐洲在全球數字規則上的主導權。歐洲通過反壟斷、數字税和數據保護等系統性的制度構建,希望進一步抵禦美國的“數字科技入侵”。眼下,美國的《通脹削減法》推出的新的電動車補貼成為歐盟不滿的新來源。
面對美國,歐盟和中國有着類似的戰略處境。那就是無論是數字時代的核心技術、網絡安全還是全球網絡超級平台,都處於美國全球獨霸的壟斷陰影之下,都需要為安全和繁榮的自主性而努力奮鬥。美國進攻性的數字全球戰略,目前雖然鋒芒主要指向中國,然而歐盟缺乏主導性的局面並沒有因此得到改善。美國出台的《芯片和科學法》及《通脹削減法》,都同樣嚴重侵蝕着歐盟的產業發展和供應鏈安全。
雖然,美歐之間涉及半導體、數據流動、人工智能、醫療技術和新能源等一系列議題,但大國博弈的焦點主要圍繞兩個層面:一是新一代數字基礎設施的主導權,二是數字時代的國際規則主導權。美國希望兩者兼得、獨霸全球。而歐盟則希望在後者中能扮演關鍵性角色。因此,雙方不同的戰略處境和戰略目標,決定了美歐聯盟最關鍵的內在衝突。一個更加不可忽視的因素是,美歐聯盟的核心理念是針對所謂中國的“非市場經濟”行為,而實際上美國的所作所為,恰恰就是以政治干預市場。而且美國以人類科技史上罕見的力度實施着政府補貼和政治干預,將政治干預主義和市場保護主義推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連歐盟及歐洲主要國家都無法容忍。
中歐雙方除了有相同的戰略處境,更有着不可替代的互補性需求。中歐貿易額逐年上升,同時正因為中國的崛起,歐洲在美歐關係中的戰略地位也得以上升。因此,歐洲需要中國。正如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所説:“做美國的敵人是危險的,而做美國的盟友卻是致命的。”歐洲當然深知這一點。
面對美國極力拉歐盟搞技術聯盟,一方面我們必須放下任何幻想,另一方面也要在戰略上穩紮穩打、步步為營。首先,在當今時代背景和全球態勢下,我們完全有信心和實力遵從自身的戰略步伐。立足自身、以我為主,中國應堅定秉承開放創新、公平競爭、造福人類等價值觀,加大創新力度,加快發展步伐,形成更強的科學能力和技術實力,這才是最根本的硬道理。
其次,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敢於攻克核心技術,成為在“美國體系”之外的選擇,不但是中國在數字時代戰略自主的關鍵,也是歐洲和亞非拉國家戰略自主的不二選擇。
再次,中國需要重新認識歐洲,重新發現歐洲。中歐關係發展並非出於與美國博弈,而是各自實現發展的相互需要。歐洲的制度創新能力,也源自其內在的稟賦。無論是平台反壟斷,出台《通用數據保護條例》《數字市場法》,還是在AI領域治理等方面,歐洲都是全球制度創新的代表。我們應虛心學習歐洲的制度創新,助力中國治理現代化。
近兩年來,美國圍繞全球數字基礎設施和全球數字規則主導權的爭奪,已完成戰略、機構和人員等各個層面的排兵佈陣,這將成為下一個十年全球大國博弈最大“戰場”。我們要堅定科技發展的戰略決心,保持戰略耐心和戰略耐力,這將是改變戰略態勢的關鍵。(作者是浙江大學公共外交與戰略傳播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烏鎮數字文明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