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昊宇：日本軍力“突圍”，加劇陣營對抗風險

12月16日，日本新的防衞三文件——《國家安保戰略》《國家防衞戰略》和《防衞力整備計劃》在內閣會議上敲定，這標誌着二戰後日本安保政策“轉守為攻”的重大轉向。日本擺脱戰後束縛，朝着“軍事大國”邁進，已成為不爭的事實。

據共同社報道，有日本政府相關人士15日透露，岸田內閣基本決定2023年度預算案中的防衞費為約6.8萬億日元（約合人民幣3440億元，含美軍整編經費），該金額將創歷史新高。為擁有明確寫入《國家安保戰略》的反擊能力（對敵基地攻擊能力），列入美製“戰斧”巡航導彈的購置費高達2113億日元。攻擊型無人機的採購費也首次列入。相關事宜最快下週在日本內閣會議上敲定。

從近年來日本謀求軍事鬆綁的政策脈絡看，呈現“正面突破”和“橫向拓展”兩條主線。前者表現為漸進式突破“和平憲法”對軍力發展的制約，在這次修訂的3份文件中集中體現在大幅擴大防衞開支和發展進攻性武器裝備兩個方面；後者則表現為日本安全行動範圍的擴大和“準同盟”網絡的擴張。當外界聚焦於日本強化“自主防衞”能力的同時，我們也要看到，日本的對外防務合作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向前推進，並且呈現出“以點帶面”“由虛向實”的特點，這將對亞太和平穩定乃至全球安全格局產生深刻影響。

就其戰略佈局而言，日本的對外防務合作呈現“一個軸心，兩翼拓展”的形態，凸顯出“以點帶面”的特點。依託“美日同盟”基軸，日本一方面與美國亞太盟友強化橫向聯繫，包括重啓美日韓三邊軍演，與澳大利亞全面深化安全合作，強化與菲律賓的防務聯繫，推動“軸輻”形態的美亞太同盟體系向“蛛網”形態演變。另一方面，日本還內引外聯，積極扮演“亞太北約化”的推手角色，助美打通跨大西洋和亞太兩大同盟體系。在縱貫西太平洋的廣闊海域，美日與澳大利亞、印度和英法德等歐洲國家頻繁舉行聯合軍演。此外，美英澳也在邀請日本加入“奧庫斯”軍事同盟。種種跡象表明，一個吸納日本的“新五眼聯盟”正呼之欲出。

就其戰略內涵而言，則呈現“由虛向實”的特點。日本對外防務合作已遠超傳統的人員交流和艦艇互訪範疇，正在向聯合演訓、人員培訓、情報共享、武器裝備聯合研發等深度合作演進。今年以來，日本與英國、澳大利亞簽署《互惠准入協定》，就日本自衞隊和英澳軍隊相互訪問和物資運輸作出便利化安排，標誌着日英、日澳防務關係已初具“準同盟”性質。日本還與德國、加拿大商籤《軍事情報保護協定》，全面融入美西方的軍事情報網絡。日前，日本和英國、意大利宣佈將聯合研發第六代戰機，系二戰後日本首次與美國之外國家開展重大武器裝備合作。此外，今年日本首相首次參加北約峯會，正式加入北約網絡防禦中心，雙方圍繞情報共享、軍事演訓、裝備技術領域的合作正在不斷走深走實。

毋庸諱言，在美國竭力推動對華戰略競爭的“指揮棒”下，日本作為其在亞太的忠實盟友，正苦心積慮地謀求借力打力，通過強化對美戰略追隨來達到謀取軍事鬆綁和大國地位的雙重戰略目標。在此過程中，日本以“民主自由價值觀”等西方意識形態劃線，打着“自由開放的印太”的旗號，積極參與大國競爭和地緣博弈，透露出在國際秩序變革期“搶抓主導權”的戰略野心。

經過自民黨政權長期炒作“外部威脅”的輿論操弄，當前日本民間的和平主義思潮已大不如前。但要激進推動強軍擴軍路線，岸田政府依然面臨“和平憲法”、財政狀況和反戰民意等多重製約。相較於直接採取擴軍強軍舉措，通過對外防務合作來推動軍事鬆綁具有隱蔽性，也正因為得到了美西方的“背書”，使日本自衞隊和艦機可以冠冕堂皇地派向海外。在二戰結束70多年後，懸掛“旭日旗”的日本軍艦再度遊弋在從鄂霍茨克海到南海的廣闊西太平洋，甚至遠赴夏威夷海域和印度洋，恐怕只會勾起上述地區國家對二戰歷史的傷痛回憶。

歷史上，日本曾通過與西方國家結盟實現對外擴張的目的。無論是一百多年前的日英同盟，還是二戰時的日德意“軸心”，都最終把日本引向戰略野心過度膨脹並走向覆滅，留下慘痛的歷史教訓。如今，日本似乎又故態復萌，熱衷於操弄地緣政治和陣營對抗的老一套，只會暴露出其戰略思維的陳舊、狹隘。

需要警惕的是，依託不俗的國防體量和技術實力，日本對外防務合作會對地區軍力平衡和戰略穩定帶來嚴重衝擊。尤其是目標直指東亞海洋領土爭端和台海局勢，突出針對特定國家的指向性，只會激化矛盾，加劇對立，割裂地區。這不僅是逆時代潮流而動的錯誤之舉，也是火中取栗的戰略冒險。時過境遷，今天的日本需要認真審視自身的地緣處境，深入思考國家的長遠發展之道。以史為鑑，日本首先應當認清，集團政治無法從根本上維護國家安全，人為突出陣營對抗只會加劇自身的安全困境。（作者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