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陽少俠：日本把中國定位為“迄今最大戰略挑戰”，到底誰才危險？

近日，日本新版《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國家防衞戰略》《防衞力整備計劃》三份安保文件打包在內閣會議上審議通過，引發各方關注。

這三份文件既包含在戰略層面對日本軍事、外交的頂層設計，也明確未來5年乃至更長時期日本的軍備規劃。很多觀點認為，此舉標誌着日本的防衞政策由此出現重大轉變。今天就和大家一起來看看，日本這葫蘆裏到底賣的是什麼藥。

一、 防衞政策調整意圖何在？攻守兼修，成為軍事強國

進入21世紀以來，日本軍事安全領域動作頻繁，包括在沒有聯合國授權的情況下出兵伊拉克助美反恐，修改憲法解釋以解禁集體自衞權，大幅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則”染指地區安全事務、發展本國軍事工業，以直升機驅逐艦之名發展航母，以“離島防衞”之名研發高超音速武器，以蒐集情報為名派遣軍艦遠赴中東等等。這些危險動向已經引發日本國內和國際社會所有愛好和平人士的警惕和反對。

在此背景下安保三文件出爐，宣稱“刻不容緩”大幅提高已連續10年上漲的軍費，使日本防衞預算在未來5年翻番，達到GDP2%的“北約標準”；還提出要發展能夠遠程打擊敵方基地的“反擊能力”，其中包括改裝國產“12式”反艦導彈，在自家裝備到位前迫不及待地斥巨資從美國老大那採購“戰斧”巡航導彈，總之就是要以“防衞”之名獲得射程超過1000公里的中遠程攻擊能力。

要知道，日本戰後一直以“專守防衞”作為最基本的安全政策，將日美安保同盟視為國家安全戰略的基軸。儘管如此，日本仍通過不斷上漲的軍費，積累了居於世界前列的軍事實力。

此次三文件的修訂，使擴武強軍、發展進攻性武器成為日本的既定防衞政策，意味着日本已經不滿足於在日美安保同盟中扮演“盾牌”的角色，“專守防衞”發生重大轉向。其真實意圖，無非是在自身增長失速、世界主要大國力量對比向於己不利方向傾斜背景下，趁着國家還有些底子，依託經濟存量尋求軍事安全領域突破，為更多介入國際地區事務、實現政治大國目標鋪路。

二、 修訂過程深思熟慮？一意孤行，反映錯誤對華認知

日本作為二戰侵略國和戰敗國，國家層面修訂出台如此重要的防衞政策文件，照理説應該廣開言路、反覆斟酌、深思熟慮。然而從日本媒體揭露的幕後情況看，三份文件的修訂、討論、通過過程異常地簡單粗暴。

連日來，日本民眾在首相官邸前抗議示威，主張如此重要的文件修訂沒有在國會認真討論，不應由日本內閣擅自決定，高呼“準備戰爭是違反憲法”“武力無法創造和平”“對敵基地攻擊能力哪裏是專守防衞”等口號，對三份文件及其對國家發展走向的影響表達了強烈不滿。

更令人擔憂的則是日本固守冷戰思維，沉迷於陣營對抗的國際關係敍事。面對民眾的廣泛質疑，日本政府罔顧事實，還在渲染周邊軍事威脅，煽動挑撥地區緊張局勢。

在如何看待中國的問題上，安保三文件公然將中國定位為“迄今最大戰略挑戰”，對台灣問題等中國內政指手畫腳，在涉海問題上重複陳詞濫調。這嚴重違背中日四個政治文件原則精神，背棄兩國間“互為合作伙伴、互不構成威脅”的共識，給中日之間平添戰略隔閡和障礙，損害兩國關係根基。

人們不禁要問，把一個持續發展的重要近鄰樹為假想敵並以此為由整軍備武，是讓日本更加安全還是更加危險？

三、大國雄心能否如願？一子落錯，不啻毒藥砒霜

日本在公共債務已超過GDP的2.5倍情況下，仍如此激進推動防衞政策調整，大規模增加在軍事安全領域投入，不啻為孤注一擲之舉。不少學者分析認為，面臨疫情反覆、本幣貶值、財赤高企、老齡化加劇等多重壓力，實施安保三文件絕非易事，前所未有的龐大防衞費很可能成為壓垮日本財政的最後一根稻草。

2022年12月8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為確保增加防衞預算，2027年度起每年需要約4萬億日元（約合人民幣2040億元）的額外財源，其中逾1萬億日元計劃通過增税來籌措。

然而，該增税設想並未獲得日本黨政高層的一致贊同，民眾更是普遍對此表達強烈反對和質疑，對於岸田政權面臨如此困難的經濟形勢不惜掏空家底也要窮兵黷武感到極為不解。

日本這個曾經標榜走和平道路並實現了經濟社會巨大發展的國家，非要另攀險峯，真不知要把國民經濟民生搞到何種地步才能罷休。如果主張“重經濟、輕軍備”的岸田派祖師爺吉田茂、池田勇人兩位前首相泉下有知，看到後代弟子如此顛覆該派政策，不知會作何感想。

“好戰窮兵，未有不亡者也。”日本應冷靜思考，通過發展軍事實力追求大國目標是否可行，是否真正符合日本的長遠利益？在美國默許縱容之下的軍事鬆綁，到頭來不過是更加緊密地綁定美國的地緣戰略，難道這樣就能實現日本保守勢力孜孜以求的“正常國家”？

身處亞太這一和平發展高地，只有認清大勢潮流，深刻汲取歷史教訓，堅持和平發展，方能和鄰國和睦相處合作共贏。如若在錯誤的軌道上漸行漸遠，偏離時代主題，只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重蹈歷史覆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