嬰兒配方奶粉短缺與治理不善——《華爾街日報》

一位記者近日就嬰兒配方奶粉危機應對措施向拜登總統施壓：“您和您的政府現在採取的一些措施，包括下週放寬進口要求，是否應該更早採取這些措施，而不是等到父母們走到貨架前發現奶粉缺貨？“總統回答：“如果我們能未卜先知，或許可以做到，但我們在問題顯現時就立即採取了行動。”

聽到這番對話的人恐怕都不會被拜登的回答説服。根據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最新民調，僅35%美國人認為總統能及時應對重大問題和事件，65%認為他"反應遲緩”。在問題演變成危機前採取行動，能體現領導者的執政能力與控制力；而像拜登處理烏克蘭問題那樣未雨綢繆，正是領導力的關鍵考驗，也是公眾信任政府的源泉。

現代社會中，公民不可能瞭解——更不用説監督——所有影響生活的複雜流程，因此我們委託政府代行職責。政府被賦予相當大的自由裁量權，作為回報，我們期待官員們能預判潛在風險。雖不能要求他們預知不可測的未來，但理應期待其能預見事件及應對措施的合理後果。

首先，這讓我們將目光投向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2021年10月21日，FDA收到一名舉報人的報告，該舉報人對雅培實驗室一家生產嬰兒配方奶粉的工廠條件提出了嚴重關切。該機構花了約兩個月時間約談舉報人，又用一個月檢查工廠，再經過兩週多時間雅培公司才發佈召回通知並關閉工廠。兩黨國會議員正對這種拖延節奏提出尖鋭質疑。

工廠關閉的後果本可預見。嬰兒配方奶粉市場高度集中，兩家企業佔據全美80%以上產量。雅培是最大生產商，被關閉工廠的產量約佔總量20%。常識告訴我們，當市場上突然減少五分之一的供應時，短缺將不可避免。

雪上加霜的是，外國企業無法填補缺口。監管壁壘和高額關税導致美國消費的嬰兒配方奶粉98%產自本土，這對美國生產商是好消息，但對消費者卻非如此。不止我一人質疑：為何我們對歐盟生產的配方奶粉徵收高達17.5%的關税？為何我們的法規將食品安全標準至少與我們同樣嚴格國家的進口產品拒之門外？

三個月前，多數美國民眾並不瞭解嬰兒配方奶粉行業的這些情況，但若説白宮也不知情就令人難以置信。當雅培工廠關閉時，白宮本應警鈴大作，並立即着手製定計劃以避免必然出現的短缺。從過去十天的倉促應對來看，即便存在應急計劃，也遠未落實到位。

如果監管障礙能及時得到緩解，例如，美國本可以進口足夠的嬰兒配方奶粉以減輕工廠關閉的影響。然而，總統不得不動用軍隊從海外進行緊急空運。如果歐盟的配方奶粉如今對美國消費者是安全的，那麼三個月前——甚至可能三年前——它也是安全的。

我希望拜登先生能反思這一事件，並在白宮（及其他地方）做出必要的改變，以確保這種情況不再發生。

這也是一個進行其他改革的機會，從關税和法規開始，延伸到婦女、嬰兒和兒童計劃中一些不必要的僵化規定，這些計劃旨在幫助無力承擔配方奶粉費用的人羣。政府應在正常運營的效率與壓力時期的應變能力之間找到更好的平衡。更廣泛地説，現在是時候重新考慮一項長期提議——從政府問責辦公室到特朗普政府都支持——將FDA拆分為兩個機構，一個專門負責食品安全，另一個負責藥品。眾多政府問責辦公室的報告顯示，美國的食品安全體系分散在多個部門和機構中，職責重疊，而一個單一的食品安全機構將提高食品安全監管的有效性和效率。這樣的機構很可能會比FDA更敏鋭地應對嬰兒配方奶粉危機。

即使這些改革已經實施，應對這場危機也需要整個政府的努力，而這隻有白宮才能指揮——至少需要一位政治嗅覺敏鋭的高級幕僚來警告總統，某些事情即將在他面前爆發。

5月22日，拉斯維加斯一家商店的嬰兒配方奶粉貨架幾乎空空如也。圖片來源：艾米·卡茨/Zuma Press刊登於2022年5月25日印刷版，標題為《嬰兒配方奶粉與治理不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