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新冠政策下的中國檢測呈陽性——《華爾街日報》

過去兩年間，全球已有數百萬人感染新冠。而我作為少數在中國這個清零政策國家染疫的美國人之一，親身體驗了這種公共衞生措施——過去兩年裏，這個全球人口最多的國家不時對大片區域實施長達數週甚至數月的封鎖。

2月4日抵京報道冬奧會花樣滑冰賽事19小時後，我的檢測結果呈陽性。若按美國防疫流程，我只需在酒店房間自我隔離。但在中國，經過五天抗爭後，我被兩名陌生人押送着踏入消毒液流淌的電梯，穿過黃警線封鎖的大廳，塞進一輛要將我送往無限期隔離設施的救護車。車門關閉瞬間，我又聽見了消毒噴霧的嗤嗤聲。

我在北京冬奧會經歷的防疫手段——如今正在上海等城市全面實施——與全球多數地區的新冠應對方式截然不同。中國政策要求集中隔離陽性人員，而非允許其居家隔離。當局稱此舉對防止病毒傳播至關重要，但人員轉運存在後勤與疫情擴散雙重風險。

現行規定要求所有新冠症狀患者（無論多輕微）必須住院，這可能導致醫療系統崩潰。中國防疫措施過度關注極低概率的物表傳播風險，不僅造成後勤噩夢，更擠佔了更有效防控措施的施行空間。而中國對陽性檢測的認定標準可能是全球最嚴苛的，這使得隔離可能成為無期徒刑。

當這種措施被應用在一個最多容納7.5萬人的封閉奧運泡泡中，且持續時間僅一個多月時，它是可持續的。然而，當中國政府試圖將清零策略推廣到14億人口時，政策開始崩潰，整個國家——乃至全球供應鏈——都正在承受其後果。上海等城市的封鎖無休無止。食品短缺已成為切實威脅。兒童在檢測陽性後與父母分離。對消毒的執念導致急診室關閉，患者被拒之門外而死亡，與此同時，健康狀況不明但未確診的健康人羣卻被與感染者一同塞進大巴。如今，病毒正威脅着要對首都北京實施封鎖。

5月13日，北京一處核酸檢測點，消防員正在噴灑消毒劑。圖片來源：Kevin Frayer/Getty Images前往北京參加奧運會的運動員、官員和記者曾擔心自己可能在那裏呈陽性。想到要進入隔離設施已經令人不寒而慄，但更糟的是難以離開這些設施。新冠檢測涉及使用稱為“Ct值”的閾值，其本質上代表檢測到病毒存在所需的放大倍數。閾值越高，靈敏度越高。一些職業體育聯盟的標準是30。中國最初計劃將任何低於40的Ct值視為陽性檢測。就在奧運會前夕，標準略有放寬，將Ct值在35至40之間的結果置於一種病毒煉獄狀態。

組織者表示，他們在機場攔截了284例陽性病例，而我並不在其中。從華盛頓特區出發，歷經三天多次轉機後，我報道了一場花樣滑冰賽事，晚上7點完成了每日新冠篩查檢測，吃完晚餐便就寢。在我熟睡時，我的上司——其職責包括擔任我們公司與奧運會期間負責防疫工作的眾多機構之間的"新冠聯絡官"——在凌晨1點11分收到了北京福建大廈公共衞生負責人的郵件。

“尊敬的先生！“郵件開頭寫道。“情況是這樣的：LOUISE RADNOFSKY昨晚7點進行的日常核酸檢測中，N基因CT值為33.39，ORF1ab基因CT值為32.55。根據防疫規定，我們將她轉送至主隔離酒店是否可行？”

至此，我成為了奧運會閉環內179名檢測陽性者之一——這一點我通過自己的快速檢測得到了確認。我的上司緊急與酒店公共衞生官員協商，試圖阻止我被轉運至集中隔離點。我立即開始掩飾任何可能被解讀為新冠症狀的表現：我可不想因為喉嚨痛被送進醫療機構。我大量飲水，食用同事放在門外的蜂蜜包。還用水壺和威士忌自制了預防性止咳糖漿。

我的命運完全取決於CT值，以及這套既嚴格又不精確的檢測機制。檢測時讓我選擇鼻拭子或咽拭子，我選擇了後者，之後因擔心咖啡和果汁可能污染口腔樣本影響檢測數值，便戒斷了這些飲品。每次檢測前一小時我都會刷牙，指望這或許能有所幫助。

當我的檢測數值有所改善時，中國官員卻質疑起他們自己的檢測結果。“我們的核酸檢測團隊告知我們，今晨的核酸檢測中她未積極配合採樣，”他們報告稱，“我們認為這可能是導致今晨檢測結果失準的原因。”

我被指控“躲避”咽拭子採樣，因為檢測人員嘗試了三次才成功取樣。我原以為他們只是操作嚴謹。顯然，我們已經耗盡了東道主的耐心。2月9日我的檢測結果出爐後，酒店防疫官員寫道：“已啓動轉運流程，請通知她收拾行李。”

“請不要焦慮，”我在整理物品時被告知，“只是隨機轉移到另一家酒店。”

救護車將我送至北京冬奧閉環區域外的如家商旅酒店。許多新冠陽性的奧運選手被安置在條件更簡陋的場所。外賣基本無法送達，但盒飯會準時送來——裝在因消毒噴霧而濕漉漉的塑料袋裏。我通過比賽直播畫面撰寫花樣滑冰報道，以此度過隔離時光。

根據修訂後的冬奧防疫政策，若連續三天Ct值高於35（多數國家視為陰性，但中國界定為“臨界陽性”），我便可進入“有條件解除隔離”狀態。在隔離設施的第三天，即首次檢測陽性後的第八天，我達到了這一標準。當地防疫官員已準備為我預約出租車。

但另有人拒絕簽字放行。同事們判斷是公共衞生體系中更高層級的官員對規則有不同解讀。與此同時，我的檢測數值再次回落，這意味着無論如何都得重新計算隔離期。我在房間裏陷入恐慌，最終推開窗户尖叫出聲。

我並非唯一一個被隔離卻對何時能獲釋、如何獲釋或由誰決定毫不知情的人。奧運官員和外交官們正竭力尋找方法，讓那些已無傳染性但可能數週內都無法達到檢測標準的人重獲自由。最終他們找到了解決方案：我將以直接前往機場為前提被釋放——前提是我能突破重重行政障礙。

2022年2月19日，北京機場內冬奧會吉祥物與身着防護服的工作人員共同迎接旅客。圖片來源：Timmy Huynh/The Wall Street Journal僅需15分鐘遠程醫療問診，我便獲得了符合美國疾控中心標準的"康復證明”——此時距我首次新冠檢測陽性已過去10天。更大的難題在於中國每天只允許少量商業航班進出北京，且並非所有航班都顯示在官方訂票系統中。在新聞中心的國航櫃枱，我的上司在得到明確承諾後為我購買了飛往日本的機票，對方保證我在東京成田機場轉乘赴美航班時無需再次隔離。

“她不會像《幸福終點站》裏的湯姆·漢克斯那樣滯留。“國航工作人員對他説道。

拿到離境機票後，形勢驟變。在我首次檢測陽性的第11天，新的核酸檢測迅速安排完成，幾小時後一張紙條從門縫塞入。上面沒有Ct值——只有"陰性"二字。

登機前還有最後一個難題需要解決。中國要求出境者填寫"健康申報”，其中兩個問題令人難以作答：“過去14天內，您所在社區是否報告過新冠確診病例？“以及"過去14天內是否接受過新冠病毒檢測？若檢測過，結果是否為陽性？”

若如實回答"是”，可能讓我在二月份就無法離開中國；若回答"否”，一旦申報不實將面臨三年刑責。我最終勾選了"是”。

“保持鎮定，“次日清晨我帶着兩份矛盾的資料——陰性檢測證明和顯示警示紅色的出境申報二維碼——乘出租車前往機場時，上司這樣叮囑我，“禮貌但堅持立場。”

機場工作人員看到二維碼時眼神透出擔憂。她將我帶到一個電子問詢亭，屏幕上顯示着同樣的健康申報問題，示意我將所有"是"改為"否”。

此刻我的心跳如擂鼓，詢問她是否確定這樣操作正確——並暗自希望整個過程被監控記錄。她堅稱"社區"範圍很小，“比如一棟樓”，而我認為沒必要告訴她我住的"那棟樓"可能容納了北京大部分已知病例。她隨後關於我新冠狀態的宣告更讓我愕然。

“今天，“她説，“你的檢測結果是陰性。”

致信 路易斯·拉德諾夫斯基，郵箱：[email protected]

本文發表於2022年5月28日印刷版，標題為《清零中國裏的陽性檢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