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城市能否在疫情後實現復甦？——《華爾街日報》

在2020年1月新冠疫情席捲美國之前，僅有5%的美國勞動力長期遠程辦公。然而疫情暴發數月內，幾乎所有有條件居家辦公的美國人都這麼做了。如今遠程辦公已成為白領階層的常態。

“縱觀美國整體，“哈佛大學經濟系主任愛德華·格萊澤表示，辦公室出勤率"相比疫情前水平下降了約19%"。這一平均值掩蓋了主要城市間的驚人差異。休斯頓恰好處於19%的平均值，洛杉磯"表現良好"為21%，而紐約和波士頓均下降32%。

“再看舊金山，“格萊澤先生帶着近乎不合時宜的熱情説道，“舊金山仍下降52%。這個科技中心的情況最為極端。”

這些數據基於谷歌地圖的定位信息，通過追蹤用户手機位置記錄其行蹤。“數據相當可靠，是指標性的，“他説。但弗吉尼亞州福爾斯徹奇市物業管理公司Kastle Systems提供的刷卡數據令人不安，該公司為高端寫字樓提供考勤技術。“全美十大城市的數據下降超50%，“格萊澤指出，“這説明商業地產高端市場的情況更為嚴峻。”

格萊澤對這種趨勢的長期影響持複雜態度。作為經濟學家，他"傾向於支持選擇自由，而非認定生活或工作方式只有一種”，“對許多員工而言，某種混合模式會更理想”。有些人，尤其是職業生涯後期的從業者，可能選擇完全遠程。他認為並非每位員工都"絕對有必要"迴歸辦公室，“但必須指出，若這種情況持續，城市將面臨巨大挑戰。”

現年55歲的格萊澤教授堪稱研究城市經濟學的頂尖學者。在哈佛大學辦公室接受視頻採訪時他表示，這一領域的學者羣體正在壯大——他特意強調自2021年8月起自己就堅持到校辦公。他指出，其研究的城市經濟模型核心在於空間要素，即"認識到人與企業會對區位選擇做出決策”。他承認遠程辦公和混合辦公模式或將長期存在，“但對大多數人而言，人生中最重要的互動仍發生在現實世界，因此區位選擇依然至關重要。”

在格萊澤的詮釋中，城市是人類最偉大的創造之一，是創業精神、創新能力和經濟增長的引擎。作為城市經濟學家，他的學術靈感源自阿爾弗雷德·馬歇爾（1842-1924）。這位經濟學家提出的假説被格萊澤視為其學術生涯的基石。馬歇爾曾如此描述城市優勢：“同行業者比鄰而居獲益匪淺，行業奧秘不再神秘，猶如瀰漫在空氣之中。”

這解釋了年輕人為何被城市吸引——在格萊澤看來，也解釋了職場初期面對面工作的重要性。他指出：“城市及工作中的面對面交流，對年輕工作者具有極其寶貴的關鍵學習價值。“通過"月復一月，年復一年"的經驗積累與生產力提升，城市工作者的收入終將顯著高於其他地區。

格萊澤盛讚2017年發表在《經濟研究評論》的一篇傑出論文，該研究記錄了人們如何通過大城市工作獲得成長。數據顯示馬德里工作者收入比西班牙農村高出55%。“這些薪資優勢並非工作者初到馬德里或巴塞羅那就能憑空獲得，“格萊澤解釋道，“初入大城市的新人僅比中等城市工作者多賺10%。“而十年後，這一收入差距將擴大至35%。

“那些不願回到辦公室的年輕人，”他説，“其實並不清楚自己錯過了什麼。”他們認為“在星巴克工作”就是全部體驗，並且相信自己獲得的職業發展機會與身處導師環繞的環境下一樣多。但事實並非如此。他引用了一項研究，發現遠程工作者“晉升概率降低了50%”。

格萊澤先生將疫情描述為對城市直接而致命的打擊。“如果用城市化定義來看，”他説，“城市就是人與人之間物理空間的消失。城市意味着密度、鄰近性和親密性。”社交距離措施相當於“對世界進行快速去城市化”。美國人從心甘情願支付“高昂溢價——無論我們是麥迪遜大道的廣告公司還是單純想留在紐約的22歲普通青年”，突然轉變為“希望周圍空無一人”。

世界確實通過虛擬方式連接，“這從根本上改變了遊戲規則”。儘管Zoom等技術讓我們疲憊不堪，但若沒有它們，“我們要麼會繼續不保持社交距離導致更多死亡，要麼會在經濟上承受更大損失——生產力遭受更嚴重下滑”。

格萊澤指出，虛擬工作“對不同教育背景人羣的影響截然不同”——這可能加劇經濟和社會不平等。他引用美國勞工統計局數據：2020年5月，擁有高等學歷的遠程工作者佔比達68.9%，而高中畢業的遠程工作者僅佔15%，高中輟學者更是低至5.2%。“這本質上是一種精英現象”。

但隨着新冠威脅的消退，員工們會重返城市辦公室工作嗎？提出這個問題的羣體遠不止渴望員工迴歸的僱主們，還包括從市長到在人行道上兜售咖啡和熱狗的最普通小販在內的所有人。

2019年，零售、休閒和酒店業的服務工作者佔美國勞動力市場的3200萬人——即美國勞動力的五分之一。他們可能受到特別嚴重的衝擊。“這些工作者通過為來到大型辦公室的人們提供服務而蓬勃發展，“格萊澤先生説。他曾認為疫情對他們來説將是"絕對災難性的”。“事實證明，勞動力需求的任何下降都被聯邦政府慷慨支出的數萬億美元所掩蓋。“隨着這些資金的枯竭，影響可能會很嚴重。

這一切頗具諷刺意味。“這往往與政治信仰有很強的相關性，“他説。“在紅色和藍色（州）之間，人員流動性的差異在早期就非常明顯。藍色州的民眾對新冠的恐懼更強烈，那裏的知識型工作者也更多。“儘管自由派也聲稱關注經濟不平等，但遠程工作的影響"對藍色州向上流動性的影響可能比紅色州更成問題，“他説。“舊金山的有錢人不進辦公室，這對城市服務的需求不利，而這些服務是由教育程度較低的舊金山人提供的。”

格萊澤先生會如何論證全國範圍內重返工作場所的必要性？“如果我要向紐約市長埃裏克·亞當斯或波士頓市長吳弭提出建議，那會相當容易。“這項工作將是公民和道德"説服"的一部分，同時也要強調城市的至關重要性。“城市依賴於成為一個繁榮的地方，人們在這裏互相交易、互相交流。對於一個城市來説，許多關鍵的城市辦公市場在白天感覺像荒地，這是非常糟糕的。”

格萊澤先生指出，城市必須認識到其“提供經濟機會的傳統功能，更重要的是幫助低收入羣體邁入中產階層”。他建議儘可能簡化企業復工流程，併為當前蕭條的市中心區域新設企業提供“許可豁免期”。最重要的是，他希望美國各城市市長能着力解決疫情期間激增的犯罪問題——數據顯示，2021年美國主要城市兇殺案發率較2019年飆升了44%。

面對企業主時，他會採取“更審慎的溝通策略”：“我會説‘我理解許多員工不願返崗，讓我們用數據説話’。”他援引《自然》期刊一篇研究論文指出，該研究分析了2020年上半年微軟6.1萬名遠程辦公員工的工作狀態，發現“全員遠程模式導致員工協作網絡趨於僵化，形成信息孤島，跨部門溝通橋樑大幅減少”，員工獲取與共享信息的效率顯著降低。格萊澤建議僱主自省：“不強制返崗是否正在給企業帶來長期隱患？”

這引發出另一個關鍵問題：“企業能否讓員工迴歸辦公室？當然可以。通過薪酬槓桿就能實現——問題只在於代價多高。”但他強調，這場大討論讓我們重新審視“工作的本質與辦公場所的意義”，且不同崗位員工的返崗節奏和必要性將存在顯著差別。

他以自己的工作場所為例。“我認為在這棟樓裏擁有一個學者社區極其重要，“他説，“一個為研究生存在且可接觸的社區，在走廊裏不期而遇，是一個活生生的、有呼吸的社區。“相比之下，他認為負責財務的支持人員"不需要在樓裏辦公”。“他們需要一點時間適應，之後完全可以在家工作。”

格萊澤先生表示，遠程連接對教育是災難性的：“遠程學習對美國兒童——以及全世界的兒童——造成的未緩解災難，已在一項又一項研究中得到證實，對最弱勢的兒童尤其如此。“大學教學也受到了影響。他説，在Zoom上給100名學生講課"就像一部糟糕的電影，非常糟糕的電影。通過Zoom授課時，現場講課和與學生即時互動的那種魔力完全消失了。”

對於個人員工，格萊澤會告訴他們，自己九個月前回到哈佛辦公室"對我的心理健康產生了奇妙的效果”：“重新與年輕人和同事相處，讓我變得更加快樂。這不僅提高了效率，也帶來了喜悦。”

本文撰稿人瓦拉達拉詹是美國企業研究所和哥倫比亞大學資本主義與社會中心的研究員。

更正 本文前一版本誤報了Kastle Systems總部的所在地。

出現在2022年5月28日的印刷版中，標題為《美國的城市能否捲土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