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即命運》書評:歐洲與英國之間的鴻溝 - 《華爾街日報》
Tunku Varadarajan
E.W.科克斯創作的《多佛上空的氣球》(約1840年)。圖片來源:SSPL/Getty Images英國公投決定脱離歐盟,從而陷入未知領域已有六年之久,脱歐仍在困擾着該國的專家和政治家們,他們在每一次國家動盪中都發現了與歐盟有關的不安情緒。
不出所料,為了解釋2016年6月23日投票當天究竟發生了什麼,人們已經寫了一大堆書。斯坦福大學古典學和歷史學教授伊恩·莫里斯説,其中大多數書都聚焦於2013年首相戴維·卡梅倫宣佈公投到2020年英國正式退出歐盟之間的幾年。一些更具沉思性的書則追溯到1973年,當時英國加入了當時被稱為歐洲經濟共同體的組織。少數幾本書甚至從16世紀的宗教改革或西班牙無敵艦隊開始。莫里斯先生——一位出生於英格蘭中部城市特倫特河畔斯托克的英國人——聲稱“這些都不夠”。我們必須追溯到更早——早得多。
莫里斯寫道,事實上,只有當我們審視“自冰河時代後海平面上升,從地理上將不列顛羣島與歐洲大陸分開以來的整整一萬年”,我們才能開始看到“推動並繼續推動英國曆史的更大模式”。因此,他為我們帶來了《地理即命運》,這是一部關於“英國與世界”的宏大歷史,是唯一一本在數千年時間尺度上尋求對英國脱歐解釋的書。
莫里斯先生自稱是大歷史的踐行者,這種21世紀特有的研究視角(如他所言)“從特定時空的具體事件中抽離,以講述一個全球尺度的故事”。同屬大歷史學派的學者包括尤瓦爾·赫拉利、賈雷德·戴蒙德和大衞·克里斯蒂安——其2004年著作《時間地圖》為該流派確立了範式。
《地理即命運》是莫里斯先生第四部此類著作,每次都能誘使書評人用"大膽"之類的詞彙形容他。其前作探討過諸多命題:為何西方統治世界(注:“暫時如此”);人類如何從採集者演化為農耕者再到化石能源消費者;鑑於戰爭對文明進步的推動作用,它是否該獲得更好評價。
英吉利海峽的形成,源於冰川融水沖垮連接現代多佛與加來的巨大白堊巖脊。隨着這道天然壕溝的出現,島國特性就此誕生。自那以後,島國主義(請允許我造個新詞)便永久鐫刻在不列顛居民的心理基因中。莫里斯以一則古老卻意味深長的英國天氣預報笑話開篇:“海峽起霧——歐陸失聯”。幽默背後暗含身份認同、人口流動、國家安全與主權等深刻命題。可以説,當遠古冰川將今日法國推向一旁時,英國脱歐的宿命就已註定。
對許多讀者而言,這些觀點既顯而易見又略顯簡化。儘管本書細節縝密、學識淵博,卻未能兑現其核心承諾——證明英國地理確為命運主宰,就像地理之於另一個驕傲的島國日本那樣。
莫里斯先生的觀點是,不列顛羣島與外部世界之間長期存在着強烈的緊張關係,一波又一波來自其他地方的移民以暴力方式強加於先前的居民之上。因此,英國人的DNA就像一張反覆書寫的羊皮紙,使得這片土地——正如瑪格麗特·撒切爾在1975年另一個場合所言——“與歐洲密不可分”。(幾年後,作為首相時,她對歐洲大陸的態度變得冷淡。)可以説,英國人在骨子裏就是歐洲人,僅因地理位置而顯得特殊。
莫里斯先生告訴我們,儘管現代人自視甚高,但英國“稱霸世界”的時間僅佔其歷史的3%。其餘時間裏,它是“歐洲的窮親戚”。他特別提到了大約1300年繪製的赫裏福德地圖,該地圖將耶路撒冷置於世界的地理中心,而不列顛羣島則幾乎難以辨認,被“擠在左下角的一團模糊中”。英國曾是“新生活方式最後到達的地方”,其居民被視為鄉巴佬。
然而,英國曆史上充滿了人們試圖以武力與歐洲分離的例子。最早的一次是公元61年,不列顛愛西尼部落的女王布狄卡對羅馬駐軍城鎮卡姆羅杜努姆(現科爾切斯特)的洗劫。在殺死了所有能找到的羅馬人後,布狄卡及其追隨者陷入了與公投後脱歐派相同的困境。莫里斯寫道,反叛者“不得不面對一個新的、更棘手的問題:接下來怎麼辦?”2016年後,英國政府同樣毫無頭緒,似乎對脱歐的後果毫無準備。
過去,分離的願望常常在更強大的力量面前破滅。莫里斯先生所稱的"英退"——亨利八世將英格蘭帶離"天主教歐洲聯盟"——標誌着與歐洲的徹底決裂。隨着新大陸的開啓,英國從歐洲邊緣的"配角"轉變為大西洋舞台上的"主角"。不列顛製圖學甚至用英國取代耶路撒冷作為世界中心。帝國時期見證了英國曆史的顛覆性轉變:一個島國要塞成為了全球霸主。在大英帝國的地圖上,太陽永不落下。
快進(我們必須這樣做)到今天。儘管脱歐過程混亂,莫里斯認為英國存在的頭痛問題不再是布魯塞爾,而是北京。他引用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的話告訴我們,中國是"世界歷史上最大的參與者"。是否會出現新的地圖,讓英國再次處於邊緣?莫里斯持樂觀態度。如果英國曆史有什麼啓示,“那無疑是島國居民過去已經應對過比這更大的挑戰。”
本文作者瓦拉達拉詹是《華爾街日報》撰稿人,美國企業研究所和哥倫比亞大學資本主義與社會中心研究員。
刊載於2022年5月28日印刷版,原標題《如此接近卻又如此遙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