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在心理健康問題上的困境——《華爾街日報》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就一直存在關於心理健康危機的討論，尤其是在年輕人中。上個月德克薩斯州烏瓦爾德和紐約州布法羅發生的由18歲槍手實施的大規模槍擊事件，加劇了人們對事態嚴重惡化的擔憂。但這個問題並非新近出現。自19世紀40年代起，美國精神病學家就開始研究功能性精神疾病的發病率，如抑鬱症和精神分裂症。這些研究表明，患有此類疾病的人羣與心理健康人羣的比例持續上升。

十年前，根據針對大學生的年度《健康心智》研究，每5名大學生中就有1人受精神疾病困擾。健康心智數據顯示，2013至2021年間，美國受抑鬱症影響的大學生比例激增135%。同期，患任何精神疾病的學生比例翻倍至40%以上。“美國青少年”，記者尼爾·弗雷曼今年四月寫道，“正深陷急劇惡化的心理健康危機，公共衞生專家正爭分奪秒尋找根本原因以防情況繼續惡化。”

這種緊迫性完全合理。功能性精神疾病不僅威脅社會存續，更是諸多經濟、政治和社會問題的根源。

功能性精神疾病無法根治，只能通過鋰鹽或百憂解等藥物控制。這種控制效果取決於患者的理性程度，但病症表現恰恰包含非理性特徵。即使採用2007年18至54歲成年人20%的發病率數據，也意味着任何時候都有1/5美國成年人可能處於非理性狀態——他們的判斷將充滿錯誤與主觀，反映的是心理狀態而非客觀現實。若考慮當前大學生（即明日精英階層）的發病率，未來每5位美國決策者中可能有2人將在經濟、軍事、政治或社會事務上做出不可靠的判斷。

根據定義，功能性精神疾病是指生物學起源不明的疾病。自19世紀40年代以來，其發病率持續系統性上升，證明其根源並非生物學因素。然而，違背所有邏輯的是，心理健康研究卻僅聚焦於生物學領域，未能構建更廣闊的解釋網絡。證據表明，發病率的增長需要從歷史和文化角度進行解釋。具體而言，這表明功能性精神疾病是繁榮穩定的自由民主社會的典型病症。

一個社會越致力於平等價值觀，為個人自決提供的選擇越多，其功能性精神疾病發病率就越高。這些發病率隨着職業、地域、宗教、性別及生活方式選擇範圍的擴大而同步攀升。這解釋了為何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成為全球功能性精神疾病最嚴重的國家，儘管其他富裕的自由民主國家也緊隨其後。在70年代前，這一"榜首"位置屬於英國——隨着帝國解體及國民可選擇範圍的急劇收縮，英國失去了這一排名。相比之下，在動盪不安、貧困、不平等或專制的社會中，功能性精神疾病發病率顯著偏低。世界精神病學協會數十年來一直在思考東南亞國家對此類疾病具有相對免疫力的"長期謎題"。

平等必然使自我定義成為個人選擇問題，而心理健康必需的個人身份建構就成了個人責任，這成為某些人無法承受的重負。因此，民主社會中出現較高比例的功能性精神疾病（主要表現為對自我的不滿及由此產生的社會適應不良）是必然現象。但雖然高精神疾病率是老問題，近幾十年的飆升僅用平等無法完全解釋。這還與蘇聯解體後西方價值觀（尤其在美國）的演變密切相關。

西方共同對手的消失，使得西方社會中的個體身份認同變得更加混亂和令人不安。由於失去了作為社會整體所反對的目標，數百萬西方人喪失了自我定位的座標，拋棄了諸如個人責任等曾構成西方核心價值觀的共同參照點。美德與惡行如同蘇聯模式般被視作羣體特徵，重要的社會羣體被基因定義，所有個人不適都歸咎於社會，責任的重擔從個體肩頭卸下。

這種轉變將正義的評判標準從基於個人行為，轉向基於由生物基因決定的集體屬性。它加劇了社會適應不良——自認正直的人在不夠正直的社會中自然會感到不適。與此同時，它還將大量人羣禁錮在由基因決定的、惡性卻無法擺脱的身份牢籠中。雖然為部分人解決了問題，但這種價值觀的轉變加速了精神疾病發病率的攀升。

烏瓦爾德和布法羅的悲劇凸顯了應對心理健康危機的緊迫性。理解其根源將幫助我們解決這一問題。

格林菲爾德女士是波士頓大學校級教授，兼任社會學、政治學和人類學教授，著有《心靈、現代性與瘋狂：文化對人類經驗的影響》。

照片：蓋蒂圖片社/iStockphoto刊登於2022年6月1日印刷版，標題為《西方心理健康之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