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在槍支管控上“採取行動”行不通——《華爾街日報》

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個現象是，公共事件常常被簡化為口號，而德克薩斯州烏瓦爾德槍擊案後流傳的短語是"採取行動"。此處的含義是：由於大規模槍擊事件頻發，美國應採取控槍措施。

與之相伴的是一種信念，認為"採取行動"就能達成預期效果。但若現實已接近相反境地呢？退一步觀察不難發現：美國政治體系為解決各類問題疊加了太多方案與次級方案，最終形成深陷泥潭的體制。

政治左翼總在街頭吶喊現行體制對多數人"失靈"。誰能否認呢？但他們更應審視這個"體制"的真實面貌——無論是公立教育、醫療體系、刑事司法、心理健康、氣候變化還是國防系統。

這裏充斥着層層法律、衍生法規、行政程序、司法判決和反覆修訂，既催生了僵化的官僚泥沼，也日益釀成災難。可悲的政治現實是：隨着時間推移，“採取行動"往往事與願違。這種失效的社會代價巨大：民眾對治理體系的信任持續崩塌。

烏瓦爾德事件前的新聞焦點是嬰兒配方奶粉短缺，這很大程度上源於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過度風險規避。人們不解FDA為何如此矯枉過正，答案正藏在當年"採取行動"的衝動之中。

20世紀60年代初，一種名為"反應停"的止吐藥物導致畸形嬰兒出生，促使美國通過法律收緊藥品審批。過度謹慎的思維模式從此深植於FDA的文化基因。該機構迅速建立了一套極其複雜且成本高昂的藥品審批流程，常常延誤救命療法的研發。如今每款新藥審批成本高達26億美元，這也意味着罕見病研究難以獲得關注。

1969年，在改善空氣質量的輿論壓力下，國會通過《國家環境政策法》。如今學界普遍認同，這部因規則堆積導致政策淤塞的典型法案，正在侵蝕其立法初衷。

兩週前在本專欄，我們曾探討布法羅大規模槍擊事件後，1970年代以"保障權益"為名的精神病患去機構化改革如何導致流浪者激增。事實證明，這套體系根本無法實現社區照護的改革目標。

喬治·弗洛伊德遇害案引發警務問責改革呼聲。上週拜登總統簽署包含19項問責措施的行政令（其權限不涵蓋地方警局）。陣亡將士紀念日週末期間，芝加哥發生51人遭槍擊、9人死亡的慘案。芝加哥等地槍擊案激增的原因之一，正是警察因新規或訴訟壓力選擇提前退休或消極執法，最終形成警匪雙重失責的惡性循環。

眾議院民主黨人正推動表決《保護我們的孩子法案》，該法案整合了八項獨立的槍支管制法案。乍聽之下，這似乎簡單明瞭。但實際上，我們過於複雜的體系幾乎使每一項公共職責都淪為空談。槍支管制又怎能例外？

民主黨人和媒體正猛烈抨擊共和黨人拒絕在槍支問題上"採取行動”。上週我觀看了多數黨領袖查克·舒默在參議院發言，他對"MAGA"政治對手的敵意之強烈令人震驚。像舒默這樣的高層官員本應是穩定的源泉，但他甚至不再嘗試剋制。

左右兩派這種反覆陷入政治憤怒的循環，正在形成系統性危機的雛形——如果我們尚未身處其中的話。隨着公眾信心消退，煽動性言論的吸引力正蔓延至主流社會。

本專欄不會以呼籲安撫性的兩黨合作收尾。那種時代已經結束。多年前，一場名為"政府再造"的民主黨運動圍繞時任副總統阿爾·戈爾展開，旨在精簡官僚機構。但如今由參議員伊麗莎白·沃倫、伯尼·桑德斯和國會進步派核心小組領導的大政府主義民主黨人，早已扼殺了這場自我改革運動。

這種拒絕改革公共部門績效的態度催生了特許學校。它促使像特斯拉這樣的企業從加州遷往德州。它造就了唐納德·特朗普。

這是多麼諷刺。儘管2016年後反對派因所謂"特朗普現象"而瘋狂，但特朗普政府的管理與預算辦公室在米克·馬爾瓦尼領導下，有條不紊地削減並優化了大量聯邦法規。我在此要強調的是——在更多不滿的民眾走上街頭之前，從根本上清除體制積弊——這才是唯一的真正解決方案。

喬·拜登上任後，以"前任總統"為由推翻了許多改革。於是我們又回到了"做點什麼"的老路。這隻會導致一個結果：更多的挫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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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載於2022年6月2日印刷版，標題為《為何"做點什麼"行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