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和歐洲面臨不同的通脹問題 - 《華爾街日報》

列夫·托爾斯泰曾指出"所有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這一觀察同樣適用於全球多國正經歷的數十年未見的高通脹現象。儘管整體通脹數據日益趨同——美國和歐洲均徘徊在8%左右——但其成因、影響及應對措施仍存在顯著差異。美國面臨更高的基礎通脹壓力（這種通脹可能更具持續性），因此正通過激進的貨幣緊縮政策予以應對；相比之下，歐洲更多是輸入型通脹，這雖比美國通脹更令人痛苦，但也可能更短暫，因此歐洲央行應採取相對剋制的應對策略。

自疫情暴發以來，美國累計通脹率比歐元區高出約3個百分點。但美國通脹已在3月見頂並可能持續回落，而歐洲通脹率卻持續攀升。今年前四個月，歐洲年化通脹率達12%，美國則為9%。

歐洲通脹大幅攀升主要源於天然氣價格的極端上漲（目前約每百萬英熱單位27美元），達到美國價格的三倍。俄烏衝突推高了全球食品和能源通脹，但這些影響在歐洲遠比美國更為劇烈。

剔除波動較大的食品和能源成分後，核心通脹率——經濟學家們關注這一指標是因為它比波動更大的整體通脹數據更能預測未來通脹——顯示出巨大差距。按可比基準測算，美國過去一年核心通脹率可能增長約6.5%（我們將在週五獲得確切數據），而歐元區僅增長3.8%。

此外，歐洲部分超額核心通脹也是從美國輸入的。自疫情開始以來，美國在商品上的累計額外支出達6000億美元，約佔全球年度商品消費總額的4%（假設全球消費的三分之一用於商品）。相比之下，同期歐洲的商品支出低於趨勢水平。美國的高需求加上全球供應鏈問題，正在推高世界各地的商品支出。

美國和歐洲的通脹都反映了供需兩方面的綜合作用。歐洲在疫情期間也實施了大規模的財政和貨幣刺激，供需動態類似。但由於美國名義國內生產總值比趨勢水平高出約2%，而歐元區名義國內生產總值比趨勢水平低約2%，顯然超額需求在這裏發揮了更大作用，而歐洲可能仍有一些額外的經濟疲軟。

勞動力市場提供了最有力的證據，表明美國潛在的需求驅動型通脹更高。美國勞動力市場可能是史上最緊張的，辭職率和職位空缺率創下紀錄。幾乎每名失業工人對應兩個職位。歐洲在疫情期間成功阻止了失業率大幅上升，職位空缺率也很高——但仍未達到失業工人數量。此外，由於僱主難以滿足需求，美國的平均工作時間有所增加，而歐洲則普遍減少。所有這些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麼美國的名義工資年增長率約為6%，遠高於疫情前的速度，而歐元區的名義工資年增長率約為3%。

美國的通脹更具持續性和需求驅動性，但在歐洲則更為痛苦。美國工人正落後於通脹，物價漲幅遠超名義工資增長。而歐洲通脹的輸入性特徵使得當地生活成本危機更為嚴峻，因為工人們無法通過更快的名義工資增長和大規模政府轉移支付來抵消其影響。

美歐都面臨着國內需求驅動型長期通脹與全球供應驅動型短期通脹的疊加，但兩者在這兩大經濟體的構成比例截然不同。若美國政策制定者過度強調通脹的全球性而忽視解決諸多本國特有成因，將是一個錯誤。反之，歐洲應採取更審慎的態度，不必對面臨的超比例全球通脹反應過度。對症下藥或能讓兩個經濟體最終都獲得更好結果。

本文作者弗曼是哈佛大學經濟政策實踐教授，2013-2017年曾任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

6月4日，曼哈頓某加油站油價逼近每加侖7美元。圖片來源：Taidgh Barron/Zuma Press本文發表於2022年6月7日印刷版，標題為《美歐面臨不同的通脹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