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更多美國黑人開始購買槍支——《華爾街日報》
Jason L. Riley
“我們面臨的是一個關乎良知與常識的問題。”上週,喬·拜登在黃金時段呼籲加強第二修正案限制時如此説道。總統在這兩點上都沒錯,只是並非他和其他控槍支持者所設想的方式。
選民們已經注意到,槍擊案几乎每日發生的城市往往擁有最嚴格的槍支法律。憑藉常識,他們得出結論:更多的控槍立法可能並非解決之道,因為從定義上講,罪犯本就不尊重法律。同樣讓許多人認為不可理喻的是,民選官員竟會讓高犯罪率社區中遵紀守法的居民更難武裝自己以求自保。
或許有人該提醒拜登先生,過去兩起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最高法院控槍裁決,都是由只想保護家園和家人的黑人原告推動的。更何況,這些原告來自自由派掌控的城市——這些城市在保護低收入少數族裔免受罪犯侵害方面表現得極其糟糕。在2008年哥倫比亞特區訴赫勒案中,最高法院確認持槍權屬於個人權利,且無需加入民兵組織即可行使。最初原告之一謝莉·帕克是一位黑人計算機軟件設計師,她在某晚遭遇身高2.1米的社區毒販企圖破門而入並威脅殺害她後,決定通過法律途徑挑戰特區的禁槍令。“我只想在自己家中——僅限四面牆內——合法擁有一把手槍,僅此而已。”她曾對美國國家公共電台如此表示。
兩年後,在麥克唐納訴芝加哥案中,最高法院對海勒案進行了擴展解釋。該案首席原告奧蒂斯·麥克唐納是一位芝加哥黑人退休老人,他想要擁有一把手槍來保護自己免受困擾其低收入社區的幫派威脅。法院作出有利判決,宣佈第二修正案對聯邦、州和地方政府具有同等約束力。2014年麥克唐納去世時,《芝加哥論壇報》的訃告稱他為"推翻芝加哥禁槍令的人"。
眾所周知近年來槍支銷量激增,但鮮為人知的是黑人羣體引領了這一趨勢。全美射擊運動基金會(行業協會)的在線調查顯示,零售商報告2020年上半年對黑人客户的槍支銷售同比增加58%,是所有族裔中增幅最高的。人身安全是人們購買槍支的首要原因。2021年蓋洛普調查顯示,88%的受訪者表示持槍是"為了防範犯罪",較2005年的67%顯著上升。
社會現狀讓更多美國人認為需要持槍,但左派政客卻鮮少反思導致這種想法的"覺醒政策"。暴力犯罪持續攀升,大都市兇殺案達到三十年來最高水平。與此同時,自由派政策制定者將罪犯視為受害者,卻把警察當作罪犯對待。負責清除街頭非法武器的反槍支警隊被解散,重罪降級為輕罪,輕罪免於處罰——這隻會助長不法分子的氣焰。低收入少數族裔首當其衝承受這些所謂"改革"的惡果,因為他們始終是最主要的犯罪目標羣體。
過去十年間,那些主張"削減警察經費"的進步派人士一直在削弱執法部門打擊犯罪的能力,如今他們又利用聳人聽聞但在統計上罕見的大規模槍擊悲劇作為藉口,限制弱勢羣體自衞的能力。總統希望禁止"攻擊性武器",將購買年齡提高到21歲,並擴大背景調查。沒有證據表明這些措施能解決日復一日的槍支暴力問題,正是這種暴力促使許多美國人首次擁槍。
問題在於,在這個槍支數量已超過人口總數的國家,對普通美國人施加更多限制是否能減少生命損失。近幾十年來,大多數大規模槍擊案兇手都超過21歲。紐約州布法羅市和德克薩斯州烏瓦爾德市的襲擊者都通過了背景調查併合法購買了武器。1994年至2004年間,美國曾實施聯邦攻擊性武器禁令。現實情況是,大多數涉槍犯罪並不涉及此類武器,蘭德公司對這些措施進行評估後發現,“攻擊性武器禁令對大規模槍擊事件影響的證據尚無定論”。
問題的根源在於政府未能或無力保護我們。常識告訴我們,在此期間必須採取必要措施保護自己。只有傻瓜或空想家才會認為,對持槍犯罪者的最佳回應就是向遵守槍支法律的人發動聖戰。
拜登總統於6月2日在華盛頓就近期大規模槍擊事件發表講話,敦促國會通過法律以打擊槍支暴力。圖片來源:索爾·勒布/法新社/蓋蒂圖片社刊登於2022年6月8日印刷版,標題為《為何非裔美國人購槍數量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