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何熱愛高爾夫——以及它對我人生的意義 - 《華爾街日報》

我記得剛開始打高爾夫的時候，以及為什麼選擇它。

網球是我們家的傳統運動。家裏有八個孩子——兩個哥哥、五個妹妹和我。大哥曾是大學網球隊的一號種子。如今92歲高齡的母親，直到80多歲還在球場上飛身救球。我們成打地購買網球。每個人都必須打球。

作為中間的孩子，我必須找到一種方式，在痴迷網球的母親和兄弟姐妹中脱穎而出。我也需要一項可以獨自進行的運動，因為哥哥們從不理會我的提議。就在年齡邁入兩位數時，我找到了自己的路——我開始打高爾夫。

如今我已63歲，過去五十多年裏，高爾夫遠不止是消遣娛樂（雖然確實有趣）。它是我與結婚32年的妻子相識的契機，是我逃離生活壓力的避風港，是與子女建立紐帶、與朋友開懷大笑的橋樑。它滿足了我對挑戰的渴望，也在癌症治療期間給予我慰藉。它承載了我所有的重要對話和閒談。

沒有邊界線

我的高爾夫啓蒙始於匹茲堡郊外山區的九洞市政球場，口袋裏揣着送報紙攢下的皺巴巴的鈔票，夠買一瓶可樂和熱狗。我立刻明白這就是屬於我的運動，網球永遠無法比擬。網球有太多界線——一切都太確定且重複。球一次次過網，不是界內就是界外。除非你能站上温布爾登中央球場，否則每個球場都大同小異。

高爾夫則不然，這裏沒有界限。每個球洞、每次擊球都是全新的挑戰，這項運動的深度是局外人難以體會的。若球在站姿中後移四分之一英寸，或握杆向右偏轉四分之一圈——都可能帶來天壤之別。這是一場永無止境、變幻莫測的挑戰。我從小就渴望挑戰。

你永遠無法做到完美。我兒子曾打出保齡球300分滿分，這已是極限。我不禁疑惑：既已登頂，為何還要繼續？幾周後斯蒂芬打出299分，他會失望嗎？但高爾夫不同，即便打出驚人的59杆，人們仍會嘆息本該是58杆。

還有那些故事。體壇有云：球越小，故事越精彩。高爾夫堪稱故事的最佳載體。若你首洞開球漂亮，18洞推杆精彩，中間過程大可在會所裏信口編造。

我們常打趣父親——他讓我愛上報紙——生八個孩子就為把同一個故事講八遍。雖然身後球手不必擔心我拖慢節奏（球場管理員總提醒我慢些打），但揮杆時總覺得有聽眾等着聽我講述所有故事。

最愛的故事關於與我相伴32年的新娘。

80年代末我在歐洲為《華爾街日報》工作，回賓州參加摯友婚禮。他想撮合我和伴娘，但我毫無興趣——畢竟我們相隔千山萬水。

一年後，我回到紐約工作並住在新澤西，朋友仍不斷催促我考慮那位伴娘的事。我解釋説自己住在霍博肯，要約會費城附近的姑娘實在太難。這時他説出了改變我人生的話：“她正在學打高爾夫。”

我和金姆的第一次約會就是打高爾夫。我得教她如何架球，因為她之前只在練習場的橡膠球座上擊過球。這位高中打長曲棍球、大學打曲棍球的姑娘懂得如何擊打腳下的球，但總擔心出醜——誰不是呢？在等待開球時，我指着一位打了五六十年高爾夫的老紳士給她看，那人揮杆時整個身子都歪向一邊。我向她保證，如果打高爾夫的人都怕出醜，這項運動早就消失了。

避風港

我們結婚後生了三個男孩。決定定居在能負擔帶後院房子的地方，既能養大狗，也方便孩子們玩耍。代價是這裏距離我紐約的工作單位有兩小時車程。

高爾夫再次以多種方式成為我的避風港。首先這裏不是紐約——就像網球一樣，紐約有太多線條束縛，方方正正的建築遮擋了地平線。而高爾夫球場有開闊的地平線，能滋養我的靈魂。

金姆（三十年前就不打球了，但計劃重拾）允許我每週六清晨優先打球，部分是為了補償我每天四小時的通勤。我打完一輪後，她和孩子們會加入我在鄉村俱樂部的活動。清晨時光讓我放鬆，孩子們也學會了餐廳禮儀。

上圖從左至右：蒂姆（左）與弟弟保羅（右）在加州柏樹點俱樂部；顯示蒂姆差點為個位數的記分卡；兒子布萊恩首次在高爾夫迷你賽中擊敗蒂姆的記分卡；蒂姆的妻子金姆在推杆練習區。下圖：萊德杯媒體通行證；費城附近梅里恩高爾夫俱樂部的碼數本；週六上午蒂姆打完球后金姆與兒子們在俱樂部午餐；新澤西州脊木鄉村俱樂部的球標；金姆與蒂姆的婚禮回禮高爾夫球。圖片來源：F. Martin Ramin/《華爾街日報》在孩子們還小的那些年，我通常每年會打50輪高爾夫，不過有一年打了80輪。那一年肯定很艱難。

我們的二兒子布萊恩在會説話前就開始打高爾夫。他説的第一個詞是"球"。他對此非常着迷（我好奇這是遺傳了誰？），成長過程中還因為每天要擊打約500個塑料高爾夫球而弄壞了幾塊地毯。我想布萊恩打高爾夫的原因和我差不多：作為中間的孩子，這是他遠離兄弟們的機會。

和他一起打球讓我感到謙卑，也是我巨大的驕傲。我記得他第一次打出低於標準桿的情景。我覺得這其中也有我的功勞。當時只有我們兩個人，幾乎每一杆我都會問他想法並給出建議。我常説希望把我的頭腦裝進他的身體裏。（我還想要他的一桿進洞。）

布萊恩進步神速，二十多歲時已具備相當實力，去年甚至嘗試參加美國業餘錦標賽資格賽。我為他當球童。在奧克蒙特舉行的正賽資格爭奪中，他其實機會渺茫——近40度高温下，80名選手角逐僅有的兩個名額。每個發球台上，布萊恩都緊張地猛灌水和運動飲料。水分過量。緊張。酷暑。兩輪比賽的首輪第15洞發球台，他嘔吐了。但他堅持打完36洞並提交了成績單。我無比自豪。作為父親，那年的球童經歷是我做過最艱難的事。

腦海中的球洞

高爾夫還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滲透進我的職業生涯。記得二十年前，當《華爾街日報》尚未組建專業團隊卻需要報道賽事時，有人環顧四周問：“咱們編輯部誰最痴迷高爾夫？“於是找到了我。就這樣我成了兼職高爾夫記者。有幸報道過多場美國公開賽、萊德杯和美國大師賽。我曾在奧克蒙特美國公開賽第18洞果嶺採訪傑克·尼克勞斯，目睹他譴責美國高協主席對處罰裁決的拖延；還協助編輯過泰格·伍茲關於首奪大師賽的著作。

近年來，三次癌症診斷後，高爾夫成了另一種庇護所。放療前需要大量飲水，連續八週每天15分鐘，當護士離開房間，我獨自躺在嗡嗡作響的治療儀器下，靠想象打高爾夫分散注意力。有時抓鳥成功，有時未能如願。

在放療進行到大約一半時，我向自己承諾，等治療結束後要買一套新高爾夫球杆。我去了一家獨立店鋪，定製了一套球杆。花的錢可能遠遠超出了理智範圍。

經過數十年揮杆、因為妻子選修高爾夫課程而與她結緣、痴迷於研究球洞佈局與球場策略後，這項運動逐漸成為我身份認同的核心。我的好友多是球友，常以"是否一起打過球"來定義與他人的關係。

作者在《華爾街日報》歐洲工作期間，曾十餘次在蘇格蘭聖安德魯斯老球場揮杆。圖片來源：John B. Jones這也成了我的社交標籤：“你認識蒂姆吧？就是那個打高爾夫的。”

我和金姆有位女性朋友曾説，她不會再和自稱"偶爾打高爾夫"的男性約會。因為這世上根本不存在"偶爾打高爾夫"的男人。

我承認有時確實過度沉迷，思考高爾夫的時間多到不太健康。這種時候我會暫停打球。但不出兩日，腦海中又會浮現球道走向，很快便重返練習場或正式球場。

布萊恩記得多年前説過：即便能通過睡一覺變成零差點球員，我也不會選擇這種方式。正是挑戰性讓我保持熱情。我常開玩笑説，等報社做出"毫無瑕疵的完美報紙"第二天就會退休——顯然我現在還在這裏。

高爾夫也幫助我保持了相當不錯的體型。我練瑜伽、爬樓梯，並保持適量運動。退休後，高爾夫能確保我不會每天在椅子上坐8小時。這是一項極好的步行運動，且無損健康。

但歸根結底，我熱愛高爾夫是因為它的無限可能性，以及它帶給我的開闊心境。沒有什麼是靜止不變的。高爾夫可以是全力揮杆的酣暢淋漓，可以是沙坑上方精妙的切球，也可以是決定小鳥球、標準桿或柏忌的4.25英寸球洞。它是對無數細微調整的探索，這些調整終將累積成重大突破。

我想這就是為什麼高爾夫球手本質上是樂觀主義者。我們都願意相信：昨晚在互聯網上看到的技巧，今早在腦海中演練的握杆調整，或是剛買的100美元新裝備，會成為改變一切的關鍵。或許並不會。但我們始終懷揣夢想。

本文作者Tim Carroll是《華爾街日報》資深出版編輯，聯繫方式：[email protected]。

原文發表於2022年6月18日印刷版，標題為《一個高爾夫狂熱者的自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