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一票》評論：通過不公正劃分選區贏得比賽 - 《華爾街日報》

早在1812年"格里蠑螈"(gerrymander)一詞被創造出來——用來形容埃爾布里奇·格里擔任州長期間劃分的形似蠑螈的馬薩諸塞州參議院選區——之前，這種不公正的選區劃分行為就時常引發公憤與爭議。這個術語指代的是延續數百年的政治操作：通過重新劃定地方選區邊界，使某位候選人或政黨獲得最大選舉優勢，卻導致選區形狀怪異，將社區沿着看似不合理的界線切割開來。格里蠑螈雖醜陋卻難以避免：人口遷移需要重劃界線，而我們沒有天使來主持這項工程。

2016年唐納德·特朗普當選總統後，格里蠑螈問題再次引發全國關注。這看似不合常理，因為總統選舉與選區重劃無關，但特朗普的勝利讓美國進步派記者、學者和政客們意識到，民主黨人可能長期遭受着某些可怕卻未被察覺的選舉制度不公。他們的恐慌不難理解——本該是共和黨的慘敗，卻奇蹟般地實現了總統寶座、眾議院和參議院的"帽子戲法"。人們歸咎於選舉人團制度、共和黨州務卿、臉書虛假信息、通俄門、憲法對參議院席位分配的不公、選民壓制，以及格里蠑螈。

尼克·西布魯克在《一人一票：美國格里蠑螈秘史》中主要論證：若非共和黨精通"選舉園藝"，本世紀20年代的民主黨不會輸掉那些本該獲勝的選舉。他並未如此直白表述，而是強調遏制格里蠑螈關乎"民主最佳實踐"和"保障所有公民利益的良政改革"。他也承認民主黨同樣會操作選區，只不過如今他們的手法已不如從前嫺熟。

但西布魯克先生顯然是個左派人士——共和黨人搞選區劃分是出於邪惡目的，而民主黨人則是為了"為邊緣化羣體爭取正義"之類的高尚理由——這本書的核心論點與左翼2016年後對選區劃分的執念相當契合。其論調如下：在1960年代的"重新分配革命"（一系列最高法院裁決要求全國所有選區必須按人口大致平均劃分）之後，民主黨花了二十年時間通過劃分選區把共和黨人逼退休。但自90年代中期以來，共和黨人學會了利用"人口普查數據電子表格和複雜的計算機繪圖工具"來獲取不公平優勢。

恕我直言，這套説辭九成都是胡扯。藍州的民主黨人運用這些"複雜計算機繪圖工具"來劃分地理選區為自己謀利的本事，絲毫不遜色於紅州的共和黨人。加利福尼亞、伊利諾伊和紐約的國會選區地圖看起來像傑克遜·波洛克的抽象畫，這純粹是政治算計的結果。

誠然共和黨近幾十年來確實獲得了些許全國性優勢，但這與數據表格毫無關係。根源在於民主黨人更喜歡聚居大城市，而共和黨人則不然。由於諸多現實因素，為分散居住的選民劃分有利選區，遠比在人口稠密的大都市區劃分要容易得多。只要美國政治制度在分配政治權力時仍要考慮地理因素（你能參加某場選舉僅僅因為你住在特定區域），那麼城鎮選區相比鄉村選區存在輕微劣勢就是無解難題。當然民主黨也有自己的優勢——他們能獲得新聞界、高校、娛樂產業和聯邦官僚體系的支持——對此同樣無計可施。

北佛羅里達大學政治學教授西布魯克先生並不這麼認為。“劃分不公正選區”，他寫道，“就是扭曲、腐化，將本應為人民利益服務的制度變成只為權貴、富豪或政治關係户服務的畸形產物。每當圍繞不公正選區的政治操弄開始運作時，無論誰勝出，輸家永遠是選民。”

不公正選區劃分確實是骯髒的勾當。但這並不足以引發像西布魯克先生這樣的進步派作家慣常對待每個政治問題時所表現出的末日般絕望。那些製造不公正選區的政客和政治任命者——包括西布魯克所稱那些手握電子表格的無名共和黨"重劃選區操盤手"——並非對手想象中的惡魔天才。我為何如此肯定？因為電子表格上的數據來自上次選舉而非下次，而選民往往會讓政治階層完全措手不及。

《一人一票》包含了一些引人入勝的歷史，但我不確定是否讀過如此多自我反駁論據的著作。或許這就是副標題中"出人意料"的深意。在引言開頭幾頁，西布魯克先生就引用了進步派記者大衞·達利2016年的斷言，大意是説共和黨憑藉劃分選區的技巧已將美國選舉系統玩弄於股掌之間。“事後看來，“西布魯克不得不承認，“達利對2018年的預測顯然完全錯誤。“確實如此。

帕特里克·亨利作為弗吉尼亞州眾議院議員，可能在1788年詹姆斯·麥迪遜競選美國眾議院席位時操縱了選區劃分（證據尚不明確），但這無關緊要——麥迪遜最終以壓倒性優勢獲勝。（據記載，亨利當時"受限於數據匱乏”。）1842年，俄亥俄州民主黨人試圖通過重新劃分選區讓輝格黨對手徹底消失，但未能成功；選舉仍在舊選區制度下進行，民主黨依然輕鬆獲勝。

1961年，紐約州因1960年人口普查失去兩個國會席位後，奧爾巴尼的共和黨多數派試圖藉機削減民主黨席位。這一企圖未能得逞，民主黨反而在代表團中增加了席位。“1964年，林登·約翰遜的聲望助力民主黨取得了看似不可能的勝利，“西布魯克先生寫道。確實——政治中常有出人意料的勝利，不公正的選區劃分有時奏效，有時失效。

有時不公正劃分確實發揮了作用，而謝天謝地它確實起了作用。1858年亞伯拉罕·林肯競選參議員失敗，原因是伊利諾伊州民主黨人儘管在全州得票較少，卻通過重新劃分選區獲得了微弱多數的選舉人票，從而選擇了現任議員斯蒂芬·A·道格拉斯。這次失敗促使林肯在1860年競選總統並最終獲勝。西布魯克先生似乎沒有意識到其中的諷刺：美利堅合眾國的存續很可能要歸功於一次不公正的選區劃分。

種族問題表明，西布魯克先生與其他進步人士及民主黨整體一樣，除了將不良動機歸咎於共和黨外，並不清楚自己真正想要什麼。這個問題的根源在於美國政治中少數可預測的現象之一：黑人選民壓倒性地支持民主黨。不能指望共和黨的地圖繪製者比民主黨更忽視這一事實，但當民主黨利用這一點達到政治目的時被視為理所當然，而共和黨採取相同做法時卻被視為偏見與冷嘲的證據（西布魯克先生採用了這兩種解釋）。幾十年來，最高法院試圖通過基於平等保護條款和《投票權法案》的各種測試規則，解決黑人選民單一政黨傾向帶來的困境，但這些裁決既讓下級法院困惑，也未能真正化解矛盾。

西布魯克先生對獨立選區重劃委員會也不以為然。他指出——這一點他説對了——委員們同樣可能被影響和收買，和其他人一樣容易屈從於黨派利益而扭曲規則。他寫道，如果將選區重劃交給政客相當於讓狐狸看守雞舍，那麼獨立委員會充其量只是"用羞辱讓狐狸暫時安分”。

剩下的選擇就只有法院了。在這個問題上，西布魯克先生的觀點令人困惑。他支持法官應當闡明明確的選區重劃規則，卻始終未説明這些規則具體應是什麼。一方面，他斷言法官和其他人一樣難以擺脱黨派偏見。對於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將法官角色比作"不制定規則只執行規則"的裁判員這一説法，西布魯克譏諷為"虛構的神話”。他多次列舉州法院和聯邦法院那些明顯帶有黨派傾向的裁決，認為它們為嚴重不公正的選舉地圖蓋上了橡皮圖章。

另一方面，他又反覆批評法官不願介入選區劃分爭議。他特別厭惡新政時期的自由派大法官費利克斯·法蘭克福特——這位法官在1946年科萊格羅夫訴格林案中主張聯邦法院不應捲入州選舉事務。西布魯克寫道，法蘭克福特在1962年貝克訴卡爾案中反對將選舉事務納入司法審查的異議意見，表明這位大法官已變得"憤懣乖戾，對早已拋棄他的新時代充滿怨恨”。

那麼究竟是哪一種情況？法官們是憤世嫉俗的黨派分子，利用法官職位為立法機構中的朋友謀利，還是他們能夠秉持公正，制定出客觀原則，讓我們可以安全地安排選舉？

讀到書的結尾時，我和那些試圖應用最高法院各種測試和規則的下級法院法官一樣困惑。西布魯克先生希望最高法院解決這個問題，但只能以一種方式解決，一種他無法或不願明確説明的方式，無論如何這都不重要，因為“在解決選區劃分不公帶來的危害方面，任何重大進展幾乎總是來自人民，而不是法院。” 嗯？

選區劃分不公是一件令人不快的事情。它也是一個永久存在的問題，而善意主張廢除它的論點通常最終看起來像那些我們應該譴責的形狀怪異的選區。

斯威姆先生是《華爾街日報》社論版撰稿人。

本文發表於2022年6月25日的印刷版，標題為《非天使製圖術的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