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上海封城餘波：困惑、絕望與離棄

香港——3月下旬的一個晚上，伊麗莎白·劉（Elizabeth Liu）在晚餐桌上突然啜泣起來。她剛從每日核酸檢測回來，這是她家唯一能離開所住的上海10樓公寓的時間。

那一刻，劉女士意識到，生活在中國清零政策下的心理代價已變得難以承受。也是在那時，她和新加坡籍丈夫決定年底前離開上海——這座他們相遇的城市，也是他們四個孩子（2至12歲）唯一熟悉的家鄉。

“焦慮和壓力不斷累積，“這位2005年移居中國、兩年後定居上海的39歲德州人説，“直到某天我突然想：我要坐上飛機，不在乎誰跟我一起走。”

6月22日，伊麗莎白·劉與四個孩子坐在上海某公園。她表示中國的清零政策給她帶來巨大焦慮和壓力。每場封鎖都是獨特的，每個人的經歷也各不相同。儘管全球超半數人口經歷過某種形式的政府防疫限制，但上海封城仍顯得與眾不同。

這座中國金融中心對全球供應鏈的重要性，以及將全球最嚴苛封控措施實施於2500萬人口城市所面臨的挑戰，都彰顯其特殊性。

但上海更以鮮活案例揭示了中國防疫政策失控時的人性代價。在宣佈啓動"封控半城"實驗三個月後，《華爾街日報》記錄了四位市民刻骨銘心的生存敍事：他們的無助、孤獨與絕望；對食物安全等基本需求日益加劇的焦慮，恍如中國過往歷史的迴響；層層疊加的心理健康危機；逃離城市的衝動；以及病毒捲土重來可能引發新一輪封控的風險。

上海此前一直未受到中國“清零”政策的最嚴重影響。由於對大規模集會的限制和旅行限制，劉女士的教堂已經關閉了兩年，這意味着他們無法見到家鄉的親人。但這座城市避免了全面封鎖。上海官員堅稱，他們不需要這樣做，因為他們依賴更本地化和有針對性的防控措施。

但隨着病毒的傳播，被封鎖的居民區也在增加。

當劉女士的小區從3月21日開始被封鎖六天時，沒有給出任何理由，也沒有發現病例。沒有警告，也沒有時間在家裏儲備食物和其他必需品。

4月7日，上海長期新冠封鎖期間空蕩蕩的高速公路。圖片來源：沈起來/彭博社3月27日週日，當局突然宣佈，兩階段封鎖將於次日早上開始。所有居住在黃浦江以東的人被命令從次日早上開始居家四天；黃浦江以西的人將在四天後跟進。

這一次，劉女士有時間準備了。當地超市的新鮮食品已經被搶購一空，許多其他商品也很快售罄。儘管如此，她還是儲備了麪粉、大米、罐頭和乾貨、貓砂和尿布。

“我當時想：‘我買了這麼多面條。’但這還不夠，”她説。“你只能為你想象到的事情做準備。發生的事情是難以想象的。”

城市封控前夕，她所在的小區只剩下幾根姜、幾頭蒜和幾根腐爛的黃瓜。

4月4日，封控延長。數日變成了數週。

當局將孩子與父母分離的消息在全城引發震動。

劉女士和丈夫討論過，如果家人中有人檢測呈陽性該怎麼辦。

“我當時在制定對抗警察的計劃，“她略帶笑意地説。“我不是抗議者，不是那種會反抗的人。但有些事情真的會把人逼瘋。”

她告訴丈夫，他們必須在年底前離開。

“人們秋天會生病，“她不斷重複着。“如果人們生病了，就會有更多的封鎖，離開的機會就更少了。”

她現在正與朋友告別，並出售不需要的傢俱。

“每個人都説：‘你興奮嗎？‘但不，我只是難過。我為這座城市感到難過。我的城市。我愛這座城市，“她説。

6月22日，徐子文站在上海的廚房裏。封控期間，她曾和鄰居們在這裏敲打鍋碗瓢盆，要求政府提供食物。**4月23日：**徐子文正在炒小白菜，這時幾個鄰居開始敲打他們的炒鍋。附近社區的居民這樣做是為了要求政府提供食物。

“我把青菜倒掉，迅速洗了鍋，然後開始敲打它，”她説。

很快有十幾位鄰居加入敲鍋行列，直到有人報警。次日一份食品包裹送到了她手中。

那一刻，許女士感到與鄰居們產生了聯結——自從四年前從福建搬來後，她幾乎沒和他們説過話。

“我意識到不是隻有我一個人情緒激動。不是隻有我感到憤怒、不快樂、心煩意亂，”她説。

她長久以來覺得上海人習慣把情緒藏在心裏。但這種剋制很大程度上正合她意。

4月上海，工作人員正在採集新冠檢測拭子樣本。圖片來源：沈來騏/彭博新聞社上海的生活很適合她。這位37歲的財務經理擺脱了老家催婚催生的壓力。在上海，人們給了她更多空間。

她居住的城區遍佈咖啡館、米其林餐廳和文化場所。她常去博物館並結交朋友——還在此過程中遇到了男友。

“對於我這樣未婚未育的女性，上海一直更友好，”她説。

隨着政府信息缺失和食物短缺的擔憂加劇焦慮，這種更大的自由很快變成了孤立感。她第一次加入了小區微信羣以瞭解情況。

她僅有的鍋具，除此之外要麼外出就餐，要麼點外賣。如今她無法離開公寓，而上海的配送服務已不堪重負。她每天花數小時徒勞地點擊手機上的訂餐應用。

4月1日收到政府發放的食品包：兩根胡蘿蔔、兩個白蘿蔔、七八棵小白菜、幾個土豆和約一磅豬肉。通過鄰居團購，她花25元（約合3.75美元，是正常價格的10倍）買到了一顆捲心菜。

封控持續到五月。徐女士要求居委會將新冠陽性的鄰居送往隔離中心，因為新增一例就意味着再封14天。但當她聽説規則已變——現在出現一例陽性將導致整棟樓被隔離時，她迅速撤回了要求。

“我希望所有人都感染，這樣就能徹底結束了，“她説。

6月22日，Yvette Yuan坐在上海小區入口處。封控期間，她常在此等待自己組織的食品配送。**5月23日：**Yvette Yuan的鄰居檢測陽性，讓這位20歲女孩陷入絕望。

午夜時分，鄰居確診後不久，她悄悄溜出與四位室友合租的公寓。

“我再也受不了這種禁錮了，“她説。

她在小區裏徘徊了近一個小時，呼吸着夜晚的空氣以平復心緒。前門的保安睡着了。她走出大門，跑了一小段路，又迅速折返。

“最壞的結果不過是被送回小區，“她説，“但我還是害怕被抓到。”

然而這短暫的自由讓她感受到活着的氣息。

“我意識到過去兩個月沒有經歷嚴重情緒崩潰的原因，是讓自己一直處於忙碌狀態，“她解釋道。

封控初期，她終日為小區團購食物奔波。隨着配送服務恢復正常，空閒時間變多，她的心理健康卻開始惡化。

“任何小事偏離計劃都會引發我的焦慮，“她坦言。

袁女士從倫敦大學休間隔年回國，二月從北京來到上海實習卻未能如願。當小區物資告急時，她主動承擔起為居民批量採購和分發食物的任務。

“如果等待政府物資，我們早就餓死了，“她説道。

6月22日，Yvette Yuan在快遞投放點。拍攝時她堅持佩戴口罩，認為這已成為她面容的一部分。她的第一次團購是豬肉。她在微信上耗費13小時接單、解答鄰居疑問，將所有信息錄入電子表格。六天後，豬肉終於送達。

隨後在4月14日，一位鄰居襲擊了袁女士。當她與室友們如常進行核酸檢測時，一名男子試圖強行擠入電梯——按規定每次只允許一户人家乘坐。經過一番爭執，他退了出去。

但在排隊檢測時，該男子突然上前掐住她的喉嚨，將她拖倒在地。鄰居們合力拉開他。回到公寓後，袁女士開始失控地嚎啕大哭。

“我感到無比孤獨無助，“她説。

重新投入團購活動讓她暫時忘卻了這場遭遇。然而心理創傷持續惡化：抗抑鬱藥已全部吃完，抗焦慮藥物也所剩無幾。斷藥的可能性使她的睡眠障礙更加嚴重。

自離開北京後她就沒看過精神科醫生。雖然急需複診配藥，但許多醫院診所要麼只接診新冠患者，要麼因內部疫情關閉。要獲得外出許可也愈發困難。

5月19日，袁女士終於獲准前往上海市精神衞生中心就診——這是她近七週來第二次走出小區。她穿着居委會強制配備的全身防護裝備，騎行四英里到達診所。返程時因體力不支改為步行，途中經過每片綠地都要駐足停留。

“我迫不及待想獲得自由，“袁女士説，“我想從家門口一路散步到外灘”——那是上海中心的歷史性濱江步道。“單純享受漫步，其他什麼都不做。”

6月22日，未透露全名的殷先生穿過小區附近的公園。**6月1日：**解封后，殷先生的朋友立刻出門買了冰櫃，為下次封控做準備。

他表示，只要仍需頻繁接受核酸檢測，封控就永無盡頭。當多數國家將疫苗接種作為防疫核心時，中國仍沿用武漢疫情初期的策略：快速全面封控、檢測及隔離感染者。

不願具全名的殷先生對此深有體會。兩年前從武漢搬回上海後，他就叮囑父母常備兩個月食物：50罐魚肉罐頭和130斤大米。

因此3月17日小區封控時，殷先生胸有成竹。由於所在社區管控較松，他每天還能在小區內散步，自覺十分幸運。

“封控對我的心理影響不大”，這位43歲的受訪者表示。

4月，防疫人員在上海某居民樓巡查。圖片來源：沈來騏/彭博社但他的許多朋友因食物耗盡陷入恐慌。隨着情緒惡化，居民與防疫人員因每日核酸檢測爆發口角甚至肢體衝突。

“人們總是處於戰鬥狀態，就像烏克蘭一樣。只不過我們沒有槍，”他説。

無人機整天在頭頂盤旋，大聲叫囂着讓人們待在家裏。它們會在空中靜止停留十多分鐘，以確保居民意識到它們的存在。

4月22日，貼在尹先生所在大樓牆上的通知稱，小區門口將設置路障。那一週，類似的障礙物在全市各地如雨後春筍般出現。

第二天早上6點左右，尹先生醒來。

“我準備好戰鬥了。我在考慮是否應該踢倒那些圍欄，”他説。

只是那裏並沒有圍欄。後來，他聽説附近小區的居民憤怒地批評了被派來安裝圍欄的工人，工作因此停止了。

憤怒主導了他的情緒。“你感到一種不公正，但你真的不知道該把憤怒指向誰，”他説。

“不過，如果有更多的人拒絕遵守並挑戰這些規定，那將使當權者難以執行政策，”他説。

在官方宣佈解封后的幾天和幾周內，由於發現新的新冠病例，容納了該市一半以上人口的區域再次受到限制。

他所在小區的微信羣又活躍起來：是不是又該囤積食物了？他説，隨着越來越多的人質疑封鎖是否會結束，一種絕望感正在蔓延。

他現在渴望離開上海——甚至可能離開中國。

“你的脖子上還拴着一條鏈子，”殷先生説。“只不過現在，鏈子稍微長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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