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經濟學家去看比賽》評論：數字與球衣的故事——《華爾街日報》

1996年的邁克爾·喬丹。圖片來源：Alamy Stock Photo當拉斐爾·納達爾決定發球方向或內馬爾主罰點球時，他們並未參考高等數學或運用高深學位知識。但正如保羅·奧耶在其新書中所指出的，這些職業運動員的決策往往與計算機計算的理想"混合策略均衡"不謀而合——即每位選手通過預判對手的預判來選擇策略。這些運動員無需理解博弈論，卻深諳比賽之道。

在《經濟學家觀賽記：如何浪費5.8億美元及其他體育經濟學洞見》中，奧耶運用經濟學原理分析了體育競技策略等多元層面。這位斯坦福商學院教授、《勞動經濟學雜誌》主編不僅是發球上網型網球手，更是奧克蘭運動家隊鐵桿球迷，他試圖用學術訓練"幫助讀者理解賽場內外的運作機制"。其筆下展現的不僅是經濟學家視角，更是一位博學而充滿好奇的體育觀察家。

奧耶以清晰文筆縱橫全球體壇，呈現諸多迷人發現：人均計算，袖珍國家列支敦士登竟是世界頂級體育強國（因其在高山滑雪項目上表現遠超體量預期）。他更挖掘出狂熱球迷都未必思考的問題——數十年來，才華橫溢的法裔加拿大冰球運動員顯然長期遭受英語系主導文化的歧視。但法裔守門員遭受的僱傭歧視卻輕於其他位置球員。奧耶給出關鍵解釋：守門員與棒球投手類似，是天賦極易量化的位置，球隊難以忽視僱傭更優秀的法裔球員鎮守球門帶來的收益。

奧耶先生對球員薪資的觀察為這一被廣泛研究的課題提供了新視角。他指出，1964年美國職棒大聯盟球員的中位數工資是普通就業男性的兩倍，但到2019年已飆升至27倍。他將體育薪資的快速增長視為社會收入不平等加劇的縮影，但當他聚焦非裔運動員收入時，其披露的數據令人震驚。在2015年開始的職業賽季中，NBA和NFL共有184名1988年出生的黑人球員。這184人的薪資總和相當於1988年全美出生的32萬黑人男性2015年總收入的6%-7%。其中僅凱文·杜蘭特一人（當時效力俄克拉荷馬雷霆隊，現屬布魯克林籃網隊）就佔該羣體總收入的近1%。

奧耶絕非謹小慎微的學者。他評價牙買加短跑名將尤塞恩·博爾特時寫道：“不使用興奮劑的短跑運動員要遠超競爭對手，其概率微乎其微”。這不禁讓人對博爾特多次否認使用興奮劑及其清白藥檢記錄產生懷疑。同時，奧耶對興奮劑持寬容態度（他稱之為"現實"），但令人費解的是，這位經濟學家竟未考慮"類固醇狂躁症"等危險行為帶來的"負外部性"。

書中重新探討了一些老生常談的話題：票務轉售者（“黃牛”）能提升市場效率，公共資金資助體育賽事或場館幾乎總是浪費納税人錢財（他未解釋為何政府和開發商總能找到持相反意見的經濟學家）。但作者強調，他更希望聚焦"如何用經濟學原理（尤其是激勵理論）解釋比賽策略"，而非球隊老闆等體育產業獲利者。

除了分析網球發球和點球技巧外，他還研究了激勵機制在職業網球假球案和大學籃球讓分醜聞等爭議事件中的作用。他指出，特定國家社會環境下的社會經濟激勵，有助於解釋捷克女子網球選手、韓國女子高爾夫球手和東非長跑運動員的成功。不過奧耶先生有時過於強調其觀點：用博弈論解釋被嚴防死守的邁克爾·喬丹為何選擇傳球給空位隊友，真能幫助讀者理解嗎？難道我們需要通過"囚徒困境"才能明白環法車手為何覺得必須服用禁藥參賽？或是必須瞭解"比較優勢理論"才能理解北歐國家在滑雪項目上的成功？

奧耶先生還存在幾處（多為細微的）事實錯誤。1922年撰寫最高法院判決意見將職業棒球排除在反壟斷法之外（從而使職業棒球運動員收入在之後半個世紀持續低迷）的奧利弗·温德爾·霍姆斯大法官，當時並非首席大法官。非裔網球名將阿爾西婭·吉布森首次參加温網是1951年而非1950年。更嚴重的是，奧耶認為棒球超級巨星的天價薪酬部分源於其出場能提升上座率（從而增加收入），但引用的研究卻顯示事實並非如此。

不過，棒球擊球率能達到三分之一就足以入選名人堂，而奧耶先生的"擊球率"可比這個標準高得多。

費特先生是《阿爾傑·希斯在雅爾塔》和《挑戰洋基隊：1903-2003年棒球生意中的成敗》的作者。

刊登於2022年6月27日印刷版，標題為《數字與球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