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評論《Moonshot》:在抗疫之戰中發起快速攻勢
Robert M. Kaplan
輝瑞新冠疫苗空瓶。圖片來源:Carlos Osorio/REUTERS過去18個月裏我們已聽過太多疫苗的故事,可能不願再聽更多。但《登月計劃:輝瑞九個月內化不可能為可能的背後》一書仍值得細讀。輝瑞首席執行官阿爾伯特·布爾拉誇耀自己拯救了數百萬生命,同時挽回了製藥業受損的形象。然而他的慶功之旅掩蓋了一個嚴峻事實:新冠疫情仍在持續,並動搖着我們對科學的信心。
平心而論,2020年12月疫苗上市後的頭幾個月,新增病例數確實下降了85%。但當2021年2月病例數降至低點時,美國僅有約5%的人口接種了疫苗。雖然將近期病例激增歸咎於拒接疫苗者很容易,但當前數據顯示,疫苗接種率最高的州同樣面臨着最嚴重的病例數、住院人數和死亡人數。(由於疫情熱點地區不斷變化,這類統計數據每月都在波動。)當前這波疫情對未接種者、已接種者和加強針接種者一視同仁。這並非説疫苗無效——它們確實降低了感染重症率,但並未實現終結疫情所需的羣體免疫承諾。
輝瑞在不到一年內完成疫苗研發、測試和分發的壯舉無疑令人驚歎,布爾拉的驕傲情有可原。但他有些過度炫耀,頻繁提及向他請教的各國總統、總理和政要姓名。他時而稱讚同事和顧問,卻常將其置於對CEO唯命是從的語境中。他引用以色列前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轉述其兄長(1976年恩德培行動指揮官,後陣亡)的箴言:“沒有差勁的士兵,只有無能的將領。“布爾拉似乎將此奉為圭臬。
布爾拉先生強調了高標準道德準則、完全透明和對科學的信任對輝瑞乃至整個抗擊新冠疫情鬥爭的重要性。然而《登月計劃》一書有時無意中揭示了實現這些崇高目標的困難。直到2021年3月疫情肆虐期間,布爾拉先生取消了原定前往以色列為研究人員提供諮詢的行程。原因何在?因為以色列禁止任何未完成第二劑新冠疫苗接種滿一週的人員入境。沒錯,當時這位最著名的疫苗推廣者之一竟未完成全程接種。“接種疫苗這件事讓我陷入了信任危機,“布爾拉寫道,“我選擇暫緩接種,以便日後能用自己的接種行動來鼓勵那些猶豫不決的人。“這番説辭符合高標準道德要求嗎?布爾拉認為如此;旁人或許另有看法。震驚的內塔尼亞胡當時對他説:“坐在我身旁的妻子想問,你打算什麼時候給自己接種?我該怎麼回答她?”
輝瑞的透明度究竟如何?在這本200多頁的著作中,有個話題始終未被深入探討——副作用。雖然該疫苗總體被認為是安全的,但其副作用似乎比其他廣泛使用的疫苗更為常見,也可能更為嚴重。在2020年作為FDA緊急使用授權依據的臨牀試驗中,18至55歲受試者首劑接種後報告手臂疼痛的比例超過83%(安慰劑組為14%),約三分之一受試者在第二劑接種後出現發熱反應(安慰劑組不足1%)。心肌炎等更嚴重的副作用雖屬罕見,但在接種後發生率確實略高。布爾拉先生本可稍作停留,回應那些擔憂副作用人羣的疑慮,哪怕只是幫助公眾正確認識這個問題。
伯拉先生堅稱,最終“科學將獲勝”。誰能反駁這一點呢?問題在於,科學是一個過程,當研究成果經過同行評審,且計算由對商業產品無既得利益的獨立科學家驗證時,科學才能發揮最佳效果。輝瑞跳過了這一步。相反,它使用了內部控制的試驗,並首先通過精心策劃的新聞稿公開結果,這些新聞稿以最佳方式展示了其證據。伯拉先生解釋説:“過去,政客和政府會施壓,要求我們比我們感到舒適的更快地分享數據和發現。”他説,這一次,輝瑞推遲了數據分享,以免助長反敍事。即使現在,輝瑞仍未發佈允許獨立科學家驗證其分析的數據。如果證據符合公共利益,數據難道不應該公開嗎?
在2020年12月10日由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舉行的緊急使用授權聽證會上,幾份報告和一些公眾評論對疫苗保護的持續時間提出了擔憂。但用於證明授權合理性的唯一臨牀試驗僅對參與者進行了兩個月的跟蹤,輝瑞對疫苗的持久效果如此自信,以至於為安慰劑組接種了疫苗,稱這一決定是唯一“符合倫理”的選擇。然而,到2021年6月,輝瑞意識到,對感染的保護在短短幾個月後就會下降。伯拉先生表示,當輝瑞承認這一事即時,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和FDA的官員擔心,這一披露會引發更多的疫苗猶豫。也許確實如此。但這也有助於輝瑞獲得第三劑疫苗的授權和公共資金。
於是我們走到了這一步:公眾困惑不解,而能遏制病毒傳播的疫苗仍未問世。儘管波拉先生的敍述中帶着幾分自傲,但人們無法不對他表示欽佩,並讚揚輝瑞的成就。然而,一家制藥公司的努力並不能代表持續而複雜的科學進程。《登月計劃》以令人振奮的筆觸描繪了疫苗以火箭速度從實驗室走向全球的歷程。現在,是時候迴歸現實了。
卡普蘭先生是斯坦福大學臨牀卓越研究中心教員,曾任美國國立衞生研究院副主任。
刊載於2022年6月30日印刷版,標題為《病毒之戰中的閃電攻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