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學校的禱告不屬於你時 - 《華爾街日報》

1966年南卡羅來納州一所學校裏祈禱的一年級學生。圖片來源：貝特曼檔案館/蓋蒂圖片社本週，最高法院大法官尼爾·戈薩奇在一份意見書中裁定，一所公立高中的教練在其球隊比賽後於球場上祈禱——通常有許多球員在場——是憲法賦予的權利。這一判決立刻讓我回想起上世紀70年代在德克薩斯州拉伯克上學的日子。在我們龐大的學校系統中，只有少數幾個猶太人，而我所在的年級沒有其他猶太孩子，我總覺得自己像個異類。

這種感覺很早就開始了。我記得上一年級時，每當提到任何與猶太相關的事物——光明節或逾越節、土豆餅或陀螺——彷彿我的同學們都收到了同一個秘密信號：28個小腦袋會齊刷刷轉過來，28雙眼睛會默默盯着我，然後28個小腦袋又齊刷刷轉回去。

“你不信耶穌？”二年級時，一個我暗戀的金髮小女孩有一天問我。

“不信。”我説。

她露出懷疑的表情。我記得當時望着教室裏各自忙碌的同學們，心想：你們都在討論這個？

在我的家庭裏，我們都用幽默來應對這種局外人的感覺。我父親是商界領袖，也是當地Shriners組織的執行委員會成員，當他競選該組織的“至高領袖”時，他的競選口號“82年選猶太人”被醒目地印在紅色菲斯帽和棕色皮夾克背面。正如我祖父帶着輕微東歐口音稱呼非猶太拉伯克人為“鄉巴佬”那樣，他們能選出一個猶太人當領袖，確實説明了當地人的開明。

然而，對於一個13歲的受戒禮男孩來説，在成人禮上連一個猶太朋友都沒有，這句口號既尷尬又好笑。或者説，即便好笑，這份幽默中也摻雜着不少懊惱。

我們深知自己並不真正屬於這裏，而這種提醒有時會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出現。我的高中有兩位駕駛課老師：一位會帶着三個15歲學生坐上配有雙方向盤、雙油門和雙剎車的教練車；另一位則留在教室裏操作模擬駕駛器——那些測試我們反應力的小型假車，我們盯着前方屏幕播放的道路畫面進行駕駛練習。

某天，當教室燈光熄滅、教學影片開始播放後，負責模擬器的老師突然蹲到我身旁，湊近我耳邊低語：

“斯基貝爾，“他悄聲道，“戈德華特肯定是猶太人。就衝這個姓氏——戈德華特？他自己否認，但你我都心知肚明。他必須是，對吧？”

這場景着實詭異：一個成年教師，政府僱員，特意選中我彎下腰，像宗教裁判官般對着我耳朵灌輸他對"偽裝猶太人"的猜疑。

當時我並未多想。在德克薩斯小鎮做非基督徒就是如此，到15歲時，我對這類事早已習以為常。

我們與眾不同。雖然能在非猶太世界生活，但我們的世界似乎從未真正融入其中。比如每年猶太新年和贖罪日，我和兄弟姐妹們不得不請假——如果沒記錯，成績單上的缺勤原因標註着"可避免但情有可原”。我們懺悔、禱告、行善這些構成敬畏日精神根基的行為，被判定為"可避免但情有可原”。而同學及其家人的禱告則較難迴避——在我們的學校體系裏，也更缺乏正當性。

在1962年的恩格爾訴維塔爾案中，最高法院裁定公立學校組織的祈禱活動違反了《第一修正案》中政教分離的設立條款。但我們當地的學校管理者們，就像一對無法調和離婚夫妻的孩子，似乎總想把這對爭吵不休的夫婦重新撮合在一起。

儘管我在70年代中後期上高中時，每天早晨學校的公共廣播系統都會將晨禱傳入每間教室，而且是以叛教拉比耶穌的名義進行的祈禱。

我與一個自認是無神論者的孩子，以及另一個來自佛教家庭的同學一起去找校長投訴，指出公立學校的祈禱活動已被禁止十多年了。“哦，那不是祈禱，“他解釋道，“那是靈脩。”

“有什麼區別？“我記得當時問他，但他似乎對解釋這些術語不感興趣，靈脩活動仍在繼續。

當然，要與處境迥異的人分享觀點可能很困難。我身高5英尺9英寸，不算矮也不算高，我發現當我在機場或繁忙的城市街道上時，如果我稍微盯着迎面走來的人頭頂上方看，他們總會給我讓路。我把這個技巧教給了身高5英尺6英寸的女兒，她發現效果非常好。

然而，當我向一位身高6英尺3英寸的朋友描述這個技巧時，他叫我別犯傻了。在與他爭論時，我指出，由於他的身高，他總是俯視別人的頭頂，人們可能總是會給他讓路。他仍然不買賬。

本週閲讀戈薩奇大法官的意見書時，他寫道"學會容忍各種言論或祈禱是學習如何在多元化社會中生活的一部分，這是培養寬容公民必備的品質”，我想起了我那位高個子朋友，以及所有因被他視線遮擋而默默讓路的矮個子們。我也想起了那位駕駛教練，在虔誠基督徒環繞的漫長童年裏，我早已學會容忍他享有的言論自由。

斯基貝爾先生著有《月亮上的祝福》和《可治癒的浪漫》等小説，現任埃默裏大學温希普人文學院傑出研究教授。

本文發表於2022年7月2日印刷版，原標題為《當校園裏的祈禱不屬於你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