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拯救了政治——《華爾街日報》
Daniel Henninger
考慮到美國當前發生的一切——經濟困境、殺戮事件、街頭抗議——拜登總統的獨立日講話顯得異常分裂。“近日來,“他説,“有理由認為這個國家正在倒退,自由正在縮減,我們原以為受到保護的權利不復存在。這提醒我們,美國靈魂之戰仍在持續。”
1870年代美國眾議院場景的版畫。圖片來源:Liszt Collection/Bridgeman Images拜登所指的顯然是最高法院的*多布斯案裁決,該裁決推翻了確立憲法墮胎權的羅訴韋德案*。
其言論很大程度上出於黨派目的。民主黨計劃以墮胎議題作為中期選舉核心,儘管在羅案50年後,該黨將"終止妊娠優先於生育"明確標榜為美國價值觀的競選策略成效如何,值得玩味。
儘管爭議激烈,墮胎僅是政治議題之一。民主黨不太可能將其標榜為"美國靈魂之戰"的最高法院另一裁決——西弗吉尼亞州訴環保署案,恰恰是西弗吉尼亞案而非多布斯案,更有可能改善這個國家尖鋭對立的政治生態。
通常,當案件名稱中出現“環境保護署”這幾個字時,人們的耳朵不會豎起來,但政治戰壕裏的每一位戰士都知道這次情況不同。
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以6比3的多數意見寫道,環保署嚴重越權,擅自認定其有權發佈與氣候變化相關的法規。最高法院表示,如此大範圍地推行一項“未經宣佈的權力”,需要國會更明確的授權。
埃琳娜·卡根大法官在異議中指責多數派抱有“反行政國家”的議程。信不信由你,這些都是挑釁性言論。在卡根大法官廣泛的學術和政治圈子裏,人們更可能因為行政國家受到威脅而上街遊行,而不是因為墮胎問題。
或許比其他任何問題都更能説明的是,所謂行政國家的崛起——即公共部門對國家日常生活的細緻監管——是導致美國政治逐漸陷入僵局和兩極分化的原因。與1973年《羅訴韋德案》引發的即時轟動不同,行政國家造成的政治分裂經歷了一個世紀才顯現。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迎來了咆哮的二十年代,這個時代通常讓人聯想到經濟活力——街道上擠滿了汽車和人羣,工廠煙囱林立,一個國家正在建設中。但進步派看到的卻是一個充滿不可預測性的工業社會,他們認為只有通過受過新式複雜問題訓練的專業人士向民選官員提供指導,才能使社會變得有序可控。由於對任何層面的私人經濟交換都持懷疑態度,他們承諾要將其“合理化”。
這絕非美國政治史上最不可取的理念。生活確實更為複雜。市場弊端顯而易見。在伍德羅·威爾遜總統的培育下,廣泛行政國家的理念在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新政中發展壯大,隨後通過林登·約翰遜的"偉大社會"計劃延伸至醫療保健和社會福利政策。理查德·尼克松將官僚機構更深地推入環境事務領域。
沒有任何擁有如此巨大權力的現象,能比"行政國家"這個平淡無奇的名稱獲益更多。還有什麼比這聽起來更人畜無害?
羅納德·里根是首位將行政國家自身弊端作為政治議題的總統。里根認為,這個始於專家治國理論的體系,已演變為專家脅迫。民主黨人並不愚鈍,在《羅訴韋德案》主導墮胎權的半個世紀裏,他們將這些名義上中立的專家變成了通過行政命令實現政治目標的永久性強力工具。認同這些目標的法官們則不斷批准源源不斷的法規。
民主黨、法院與以埃琳娜·卡根為代表日益喪失中立性的專家羣體結成的聯盟,取代了傳統政治中協商妥協解決社會經濟分歧的機制。這些未化解的矛盾在程序主義和訴訟的泥潭中持續惡化。
典型例證:《奧巴馬醫改法案》。
美國醫療體系——這個曾經只是"去看醫生"的生活領域,如今完全被學術專家掌控,淪為複雜性的諷刺漫畫。創建奧巴馬醫改的必然結果就是陷入黨派立法僵局。共和黨人只剩下一個選擇:全盤否決。國會的決策職能顯然已嚴重失調。
隨着氣候爭議和最近的疫情,政治的中介作用進一步減弱。行政機構——專家、他們的科學出版物和媒體盟友——不滿足於將政策強加於私人生活,開始壓制其自身學科內的異議,例如關於新冠政策的《大巴靈頓宣言》。
長期以來,行政國家在政治或嚴肅申訴無法觸及的範圍內運作,造成了需要很長時間才能消除的意識形態分歧。通過這兩項裁決——西弗吉尼亞案和多布斯案——最高法院正試圖復興建國時期實質性政治所扮演的角色。我稱之為政治原旨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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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發表於2022年7月7日的印刷版,標題為《最高法院拯救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