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據》評論：未見之物的證明 - 《華爾街日報》

圖片來源：Alamy我原本對弗雷德里克·肖爾的《證據：法律、政治及萬物中的證據運用》一書毫無期待。違反書籍評判最古老準則的是，封面簡介中那句"在假新聞時代，信任與真相難覓"立刻引起了我的警覺。過去五六年裏，我翻閲了大量聲稱要解釋美國政治中欺騙、錯誤信息和荒謬推理現象興起的書籍。這些書幾乎無一例外地只針對某一方的"謊言"，而對另一方的謊言視而不見，且極少意識到原始數據可能存在多種解讀方式。

《證據》一書遠勝於此類作品。促使肖爾寫作此書的動機，是新聞媒體對"證據"和"證明"這些詞彙的濫用。為何突然流行起指責某位公職人員——通常是唐納德·特朗普或其盟友——“毫無證據"地發表聲明？難道特朗普之前的政客們就習慣為他們的驚人主張提供"證據"嗎？肖爾指出，評論員們常常"將缺乏證據與虛假性混為一談”。因此才有了那些修飾語：“確鑿證據”、“決定性證明”、“直接證據"等等——這些短語暗示着"若某結論缺乏無可置疑的鐵證，即便存在部分證據也足以否定該結論”。

肖爾先生展現出的學術誠信在當今實屬罕見。根據我對本書證據的解讀，他的政治立場明顯偏左派。作為精英學府（弗吉尼亞大學）的法學教授，他認同關於新冠疫情應對措施的精英共識觀點，並對氣候變化問題態度鮮明（“地球正在變暖是事實，儘管某些人和政黨執意否認這一事實”）。或許最具説服力的是——他開的是一輛斯巴魯。

然而肖爾先生並不畏懼以違背自身政治傾向的方式審視議題。在討論傳聞證據的章節中，他援引了《紐約時報》關於梅拉尼婭·特朗普所謂多語言能力的報道。時報記者稱特朗普夫人’塑造的形象並非總有事實依據’，為佐證該説法，記者引用了《華盛頓郵報》記者瑪麗·喬丹為特朗普夫人撰寫的傳記，其中記載意大利、法國和德國的’攝影師等相關人士’表示’從未聽她説過幾句這些語言’。肖爾先生指出這屬於’三重傳聞’——關於特朗普夫人不使用歐洲語言的指控，從匿名攝影師到傳記作者，再到時報記者，最終傳遞給讀者。不僅如此，攝影師們的原始陳述反而能證明（儘管證據力薄弱）特朗普夫人確實掌握這些語言。（筆者願補充一個證明特朗普夫人通曉多語的佐證：我們確知除母語斯洛文尼亞語外，她至少能流利使用英語。）

這些內容令人愉悦，尤其當它們出自一位政治立場顯然與特朗普家族相去甚遠的作者之手時。關於犯罪學現狀和謊言本質的章節同樣引人入勝。

我也發現了一些分歧點。但統計學在刑法中同樣具有相關性。正如肖爾先生所指出的，我們知道絕大多數在家中遇害的已婚女性是被丈夫謀殺的。這種統計概率在謀殺案審判中能否作為證據被採納？

法院往往持否定態度。而肖爾先生則認為，雖然單個數據點可能不足以實施逮捕或定罪，但仍應視為有效證據。

他將司法領域對統計數據的偏見歸咎於模糊的"直覺"。或許如此，但這些直覺有其合理性。當國家將道德罪責歸咎於被告時，被告及其家屬有權知道他並非統計概率的受害者。更荒謬的是，鼓勵政府官員（本案中指檢察官）相信他們可以部分依據與案件無關的數據來剝奪公民自由。此外，允許用數據分析來判定罪責，會輕易削弱國家的道德問責意識。抱歉誤判了你，但我們只是遵循數據！

該書“論專家與專業知識”一章既令人耳目一新地坦誠，在我看來也基本是錯誤的。其核心論點是，為何對氣候科學幾乎一無所知的人——包括肖爾先生、本評論者及幾乎所有讀者——仍有理由按照大多數氣候科學家所敦促的那樣，對我們的社會和經濟實施重大變革。肖爾坦然承認科學曾犯過嚴重錯誤：他討論了占星術和顱相學（本可提及影響更惡劣的優生學和腦葉切除手術案例）。但他寫道，與這些偽科學不同，“氣候科學建立在物理學、地質學和化學基礎之上，並遵循科學的基本原則”。歸根結底，這是個信任問題。“正如無數與孩子講道理失敗後惱火的父母常説的那樣，‘因為我是這麼説的’精準概括了權威概念的核心，以及對權威的服從。”

部分讀者會對這種為專家意見辯護的言論感到憤慨，但我不得不欽佩肖爾先生如此直白地承認了本書所體現的自由主義共識世界觀中顯而易見的真相：儘管大談證據，其本質仍與任何宗教信仰無異。

斯威姆先生是《華爾街日報》社論版撰稿人。

本文發表於2022年7月9日印刷版，標題為《未見之物的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