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企業中的中共黨支部？——《華爾街日報》

在中國開展業務的法律和監管風險可能即將大幅上升。中國證監會正在對公募證券投資基金管理規則進行修訂，新規要求貝萊德、富達等外資基金管理公司在華運營時必須建立黨組織。

許多外國投資者曾認為這些規定僅適用於中國企業和國有企業。但自2018年以來，中國問題分析人士就不斷警告，這些法律可能很快會適用於中外合資企業中的外資公司。自2016年起，習近平就通過《中國共產黨章程》相關規定，要求國有企業和外資公司子公司建立黨組織。

2020年9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關於加強新時代民營經濟統戰工作的意見》，要求各級統戰部門加強參與企業治理。對此，中國歐盟商會警告稱，強化黨組織作用將對企業信心產生重大影響，可能導致外資企業重新評估未來乃至當前的在華投資。

儘管存在這些情況，西方金融機構仍因高回報前景大舉進入中國市場，其中國合作伙伴也建議與共產黨打交道是經商的必要代價。自2018年以來，不斷有外企高管反映被中共接洽商討建立黨組織事宜。由於統戰工作的保密性，外界無法確定此類黨組織的具體數量。2021年1月，滙豐銀行行政總裁祈耀年未能向英國議會外交事務委員會證實該行在香港及內地分支機構不存在黨組織。

很難精確衡量這些黨組織所扮演的角色。過去人們認為它們的存在僅是為了組織和代表工人，但在習近平的改革下，黨組織在戰略決策和人才招聘中被賦予了更大作用。部分中國企業甚至修改了章程，規定在重大企業決策中"董事會應首先徵求公司黨委意見"。

兩年來，在中國大舉投資的西方企業一直迴避關於強迫勞動或嚴重侵犯人權的"利益相關方"質詢，聲稱只需對股東負責。若習近平的設想實現，這些企業不僅要向股東交代，更需向黨組織彙報。

這種模糊界限使企業面臨前所未有的風險。普通投資者——無論是養老基金還是個人——將無法判斷公司董事會的戰略決策是基於商業判斷，還是遵循共產黨幹部的指示。尤其令人擔憂的是外資企業向中國子公司強制技術轉讓，以及知識產權與個人數據竊取問題。

2010年代，大型基金管理公司曾將這種與共產黨的合作視為商業成本。鑑於西方與北京關係惡化，以及可能發生的對台軍事行動，如今風險已大幅攀升。

以全球最大資產管理公司貝萊德為例，該公司曾是加強與中國金融聯繫的主要倡導者。考慮到貝萊德的規模和影響力，若其被迫接受黨組織，多數西方老牌金融機構將不得不效仿。

如果這些掌管着數以億計養老金儲蓄的西方金融機構受到脅迫，被迫以接受中國共產黨黨支部作為繼續進入中國市場的代價，那麼它們的董事會將不得不在戰略決策上尋求黨的建議。中國的國內政治風險將迅速傳導至西方金融業。

郭先生是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高級研究員，曾任香港立法會議員。古德曼先生是香港監察組織政策與倡導總監，同時擔任中國風險研究所執行主任。

6月30日，參觀者站在中國共產黨主題展覽的黨徽旁。圖片來源：TINGSHU WANG/REUTERS本文發表於2022年7月12日印刷版，標題為《西方企業中的共產黨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