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追求“社會正義”正在致人死亡
Jason L. Riley
以“社會正義”之名倡導的公共政策難以一一追蹤,但其造成的損害卻在不斷累積。而受傷害最嚴重的,恰恰是那些以他們名義推行這些政策的人羣。
《費城問詢報》週日在頭版報道稱,市議會主席希望“重新審視攔截搜身政策”——這項警方策略包括攔截、盤問有時甚至搜查行為可疑的行人。數十年來,全美各地警局都通過攔截搜身來清除街頭非法槍支並降低犯罪率。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支持控槍的社會正義活動人士卻譴責這種做法,因為黑人和拉丁裔被攔截的頻率高於其他羣體。
批評者認為,攔截中的種族失衡是種族偏見的證據,而非黑人和拉丁裔相比其他族裔暴力犯罪率更高的反映。男性被攔截的頻率也高於女性——這能證明性別歧視嗎?在費城、芝加哥、聖路易斯和巴爾的摩等大城市,暴力犯罪不僅集中在特定羣體,還呈現出明顯的地域特徵。《紐約時報》近期報道稱:“例如芝加哥僅4%的街區,就佔據了全市或全縣槍擊案的大多數。”
然而在糾正警務中種族差異的努力中,社會正義活動人士淡化或忽視了犯罪受害者的種族差異。據《問詢報》報道,2008至2016年邁克爾·納特擔任費城市長期間支持攔截搜身政策,“該政策與其他執法策略相結合,使該市謀殺率降至50年來最低點”。但在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等活動人士施壓下,現任市長縮減了該政策實施,攔截數量驟減,暴力犯罪隨之激增。
與此同時,費城地區檢察官拉里·克拉斯納以不起訴違法者為榮,其結果可想而知。2021年,該市兇殺案死亡人數達到562人,創下歷史紀錄。黑人佔該市人口的40%多一點,但在遇害者中卻佔約85%。此外,去年有1800人遭槍擊受傷,這可能與60%以上因涉槍指控被捕的人未受任何懲罰就被釋放有關。
在克拉斯納仍堅稱"我們沒有無法無天的危機,沒有犯罪的危機,沒有暴力的危機"後,納特在《問詢報》的一篇專欄文章中對他的民主黨同僚進行了猛烈抨擊。“現在説出這種話,需要某種無知和白人特權的厚顏無恥,“納特寫道。“我不得不懷疑克拉斯納生活在怎樣一個混亂的白人覺醒世界裏,才會如此漠視逝去的生命——其中許多是黑人和棕色人種——同時卻以進步派地區檢察官的身份提升自己的全國知名度。”
對犯罪手軟的政策可能是社會正義行動如何適得其反、損害其預期受益者的更戲劇性例證之一,但還有其他例證。最近削弱或取消教育標準的努力,實際上等於以幫助低收入少數族裔兒童的名義放棄他們。在大學招生中停止使用SAT考試,並不會縮小該考試暴露的學習差距。這隻會將暴露的時間推遲到未來的某個時候。
這種對平等或成比例羣體結果的錯誤關注,將社會正義與傳統正義概念區分開來,後者的重點是公正的程序。正如托馬斯·索維爾所寫:“如果刑事案件的審判按照應有的方式進行,在公平的規則下,法官和陪審團公正無私,那麼被告就可以説是得到了正義。經過這樣的審判,可以説’正義得到了伸張’——無論結果是無罪釋放還是死刑。“相比之下,“在追求’社會正義’的過程中,往往故意擱置同樣適用於所有人的規則和標準。”
讓受優待的少數羣體豁免於社會其他人的學術或行為標準,只會加劇種族緊張,而對解決那些表面上激勵社會正義倡導者的差距和鴻溝毫無幫助。以“臨時”疫情救濟為名進行的永久性福利國家擴張,只要身強力壯的成年人拒絕進入勞動力市場,就會增加依賴性並阻礙經濟增長。不斷擴大的福利國家減少了底層人羣進入勞動力市場的需求,從而加劇了自由派人士喋喋不休的經濟不平等。
在《紐約時報》/錫耶納學院本週發佈的民意調查中,拜登總統的工作支持率僅為33%,只有13%的選民認為國家走在正確軌道上。沒有單一事件能完全解釋這種低迷情緒,但政府的社會正義議程很可能於事無補。
6月5日,費城路障上懸掛的警戒線。圖片來源:克里斯頓·傑·貝塞爾/法新社/蓋蒂圖片社刊載於2022年7月13日印刷版,標題為《追求"社會正義"正在導致人們喪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