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費資金的高昂代價 - 《華爾街日報》

疫情刺激款項是否損害了美國低收入羣體？哈佛大學和埃克塞特大學社會科學家的一項新研究暗示了這一點。

自由派認為，無附加條件的救濟金能促進更好的財務決策和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其理論是，如果低收入人羣不再為收支平衡而焦慮，他們會變得更加具有前瞻性。哈佛大學的研究對這一假設進行了驗證，結果卻恰恰相反。

在2020年7月至2021年5月進行的隨機試驗中，研究人員向2073名低收入參與者分別發放了一次性無條件現金補助500美元或2000美元。另有3170名具有相似財務、人口和社會經濟特徵的人作為對照組。該試驗由一家匿名非營利組織資助。

參與者平均月收入約為950美元，另有530美元的非勞動收入（如食品券）。約80%的人有子女，55%處於失業狀態。在15周內，研究人員對他們的身體、心理和財務狀況進行了調查。43%的參與者還同意研究人員查看其銀行餘額和財務交易記錄。

主要研究結果顯示：救濟金在最初幾周增加了消費（500美元組平均每天多支出26美元，2000美元組為82美元），但對任何個人指標均未產生顯著積極影響。銀行透支費、滯納金和預支現金的情況在受助組和對照組中同樣普遍。

在大多數調查結果中，受助者的表現更差。與對照組相比，他們報告的勞動收入與流動性更低、工作表現更差、工作滿意度下降、財務壓力更大、睡眠質量與身體健康狀況惡化，孤獨感和焦慮水平更高。兩個現金補助組之間則沒有顯著差異。

這些發現與研究人員調查的477名社會科學家和政策制定者的預測相矛盾。這並不令人驚訝。大多數自由派學者和政治家認為政府救濟是解決所有問題的辦法。如果轉移支付是通往中產階級的門票，那麼“向貧困宣戰”計劃早就成功了。

研究人員假設，也許現金支付的金額不足以產生積極效果。“收到一些錢但不夠多，可能會使他們的需求——以及資源與需求之間的差距——更加突出，這反過來可能會讓他們感到痛苦，”他們寫道。

“需求”是一個主觀的術語。理論認為，獲得救濟的低收入人羣在意識到自己仍然無法負擔所有他們“需要”或更可能是想要的東西時，壓力會更大。如果這是真的，那麼簡單地給人們更多的錢肯定會導致同樣的問題。

更有可能的是，這些支付使得工作變得不那麼有回報，從而降低了個人幸福感。現金接受者報告的收入減少，並對自己的工作感覺更糟。毫不奇怪，那些因為無所事事而獲得大部分月收入的人工作動力更低，對工作的滿意度也更低。賺取薪水可以給工人一種個人能動性，鼓勵他們做出更好的財務和健康決策。接受救濟可能會產生相反的效果。

至於財務結果，窮人常常難以管理金錢，這也是許多人在接受大量政府援助後仍然貧窮的原因之一。正如研究所示，僅僅給人們更多的錢並不會讓他們更好地管理這些錢。在某些情況下，人們的支出超過了收入，導致財務透支。

貧困的根源錯綜複雜，但這項研究並非孤例，它揭示了轉移支付與不良後果之間的關聯。2018年《美國醫學會雜誌》的一項研究考察了2003至2014年間食品券受益者的膳食質量（該階段平均福利增長超50%）。未領取食品券的類似低收入羣體比領取者飲食更健康——其含糖飲料攝入量顯著更低，且膳食結構隨時間推移改善更明顯。

疫情期間轉移支付激增，民主黨主張此舉能防止數百萬美國人陷入貧困的必要措施。國會共和黨人幾乎未加阻攔——至少在唐納德·特朗普執政時期如此。疫情期間國會僅刺激支票一項就支出達8000億美元。

這些救濟金既刺激了支出，也削弱了工作意願，從而推高通脹。現有證據表明，此類支付還可能損害個人福祉。關於疫情期間政府失誤的論述足以著書立説，但國會而言有個教訓顯而易見：永遠別再發放無附加條件的現金。

芬利女士系《華爾街日報》編委會成員。

照片：馬克·赫茲伯格/祖瑪通訊社刊登於2022年7月19日印刷版，標題為《免費資金的高昂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