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華盛頓世界中的女性》書評：女性眼中的華盛頓 - 《華爾街日報》

瑪莎與喬治·華盛頓。圖片來源：Everett Collection/Bridgeman Images1776年3月，當約翰·亞當斯與國會議員們醖釀美國獨立時，其妻阿比蓋爾寫下了如今聞名遐邇的信件，懇請他"勿忘女性權益"。她以殖民地反抗英王喬治三世的核心議題為引，警告若繼續讓女性受制於"無發言權、無代表權"的法律，恐將激起她們反抗男性專制的暴動。阿比蓋爾的語氣雖帶調侃，但在已婚女性依法不得擁有財產（因而被剝奪投票權）的時代，這番呼籲實屬肺腑之言。

作為建國時期最著名的女性之一，阿比蓋爾·亞當斯以敏鋭眼光觀察着動盪政局與核心人物，包括其中最耀眼的喬治·華盛頓。正如薩拉·喬治尼在《喬治·華盛頓世界中的女性》中的撰文所示——這部由查琳·M·博耶·劉易斯與喬治·W·佈德羅主編的文集兼具思想性、生動性與學術性——即便在丈夫成為美國第二任總統後，阿比蓋爾作為其首席政治顧問的角色依然延續。

《喬治·華盛頓世界中的女性》審視了與這位備受尊崇的"國父"產生交集，或受其遺產影響的多元女性羣像。全書貫穿"女性作為附屬品"的深刻主題，既涵蓋法律上從屬於丈夫的精英白人社會女主人與種植園主婦，也凸顯了構成華盛頓世界顯著特徵的 enslaved 女性羣體的困境——這種存在在自由鬥爭浪潮中愈發顯得格格不入。但正如辛西婭·A·基爾納在開篇論文中強調的，無論身份膚色，女性總能找到重掌生活主動權的途徑，尤其因為"公私領域、男性世界與女性空間的所謂界限，早已模糊滲透得無可救藥"。

在所有被提及的女性中，沒有人比華盛頓的妻子瑪莎與他更為親密。林恩·普萊斯·羅賓斯挑戰了公眾對這位主要侷限於家庭領域的邋遢配偶的普遍看法。相反，她將瑪莎描繪成一個迷人、充滿活力且能幹的女性，她積極為愛國者事業做出貢獻，提振士氣、籌集資金，並在1775年至1783年間丈夫的八次戰時冬季營地中不辭辛勞地前往陪伴。

當她的丈夫監督弗農山莊的農業時，瑪莎管理着那裏的奴隸和僱傭工人。在她長期不在的時候，她的角色由女性親屬接替。這些努力支撐了弗農山莊著名的好客之道，但正如瑪麗·V·湯普森所揭示的，不同的個性和管理風格有時會激怒那些被迫勞動、整個莊園賴以生存的奴隸。

當華盛頓夫婦在喬治當選總統後搬到費城時，這對夫婦帶上了他們不可或缺的家奴。從與世隔絕的弗吉尼亞鄉村遷移到擁有自由黑人社區的繁華海港城市，不出所料地誘惑了一些奴隸考慮爭取自己的自由。最著名的逃亡者是瑪莎的女僕奧娜（“奧尼”）·賈奇，這是佈德羅先生富有想象力的討論主題。

華盛頓夫婦對奧娜·賈奇的逃跑感到憤怒，但這本書表明，喬治·華盛頓對奴隸制的態度在他的一生中發生了變化。詹姆斯·G·巴斯克將1775年視為華盛頓思想的轉折點，當時他收到了黑人詩人菲利斯·惠特利為紀念他領導革命戰爭而寫的一首詩。惠特利在波士頓的家奴時期，十幾歲時就展現了非凡的才華，以至於她在1773年首次出版的作品迅速為她贏得了自由。華盛頓被她的才華和愛國精神所打動和吸引，巴斯克先生認為，這種反應影響了他遲來的決定，即在他1799年的遺囑中宣佈，在瑪莎去世後解放自己的奴隸。

《喬治·華盛頓世界中的女性》一書確鑿無疑地表明，喬治·華盛頓非常欣賞女性陪伴。薩曼莎·斯奈德對華盛頓與費城社交名媛伊麗莎白·威林·鮑威爾關係的分析顯示，他不僅仰慕其社交風範與政治智慧，更珍視她提供的建議。兩人略帶曖昧的互動曾引發私情猜測，不過斯奈德女士最終判定這段關係純屬柏拉圖式。

當視角從愛國者轉向效忠派時，劉易斯女士着重刻畫了本尼迪克特·阿諾德的年輕妻子瑪格麗特·希彭·阿諾德的"政治決斷力"。當本尼迪克特出賣西點軍校的陰謀敗露時，“佩吉”·阿諾德歇斯底里的反應成功博得了華盛頓及其隨從的同情。這場精心設計的表演不僅掩蓋了瑪格麗特參與叛國的事實，更利用當時社會對女性美德的固有認知，使華盛頓及其軍官們無法相信一位淑女會如此奸詐。

在華盛頓的故鄉弗吉尼亞，人們對他的身後名尤為珍視。凱特·豪爾曼的研究顯示，在內戰前數十年間，紀念華盛頓母親瑪麗·鮑爾·華盛頓墓地的計劃，最終成為彌合社會裂痕的紐帶。儘管瑪麗常被負面刻畫，豪爾曼女士卻認為這位女性實則內涵深厚，最終被重塑為"母德典範"。

在另一個精彩章節中，安·貝·戈丁講述了一位生於華盛頓逝世後的上流社會白人女性畢生守護其遺產的故事。拒絕婚姻的安·帕梅拉·坎寧安（1816-1875）是當時"病弱才女"現象的典型代表。這位體弱志堅的女性以獨立為武器，發起購買並修復破敗的弗農山莊運動，使之成為華盛頓的永恆紀念碑。這部優秀文集正源自安·坎寧安當年竭力拯救的這座歷史宅邸舉辦的學術會議，可謂恰如其分。

布魯姆威爾先生的《喬治·華盛頓：紳士戰士》獲得了2013年喬治·華盛頓獎。

刊登於2022年7月20日印刷版，標題為《女性眼中的華盛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