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縫紉女工的故事》書評:發生在老紐約的一起性侵案 - 《華爾街日報》
Fergus M. Bordewich
華爾街上的聯邦大廳,約1790年代。圖片來源:格蘭傑收藏館1793年9月的一個夜晚,人脈廣泛的年輕紳士哈里·貝德洛帶着靦腆的十幾歲女裁縫拉娜·索耶漫步在曼哈頓下城蜿蜒的街巷中。他們沿着百老匯大道欣賞城市精英們的豪宅,品嚐當時還是新奇之物的冰淇淋,並在風景如畫的巴特里公園——位於曼哈頓島南端——散步。夜深時分,貝德洛承諾將護送這位同伴回到她與家人位於華爾街附近的住所。然而他卻將她帶至現今市政廳公園下方的安街,突然抓住她,拖拽着尖叫的她穿過一片空地進入一家妓院,在那裏對她實施了暴力強姦。
作為紐約最富有家族之一的繼承人,貝德洛無疑認為自己可以逍遙法外。令他震驚的是,女孩的繼父約翰·卡拉南——一位堅韌的港口領航員,體現了新生國家頑強的民主精神——將貝德洛告上法庭,以強姦罪提起訴訟。強姦罪在當時是重罪,理論上可判處死刑,儘管近40年來紐約從未有"紳士"因此罪名被起訴。索耶案引發全國轟動,其判決結果導致有人試圖自殺、街頭騷亂,以及後續牽涉聯邦黨精英(包括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訴訟。
約翰·伍德·斯威特在《縫紉女工的故事》中,以細膩的筆觸和深入研究的分析,生動詳實地再現了整個事件。得益於卡拉南的強烈決心及其律師的雄辯,此案被紐約市首席治安官——同時兼任市長的理查德·瓦里克受理審判。斯威特指出,卡拉南與貝德洛的對峙引發了兩個世界的碰撞,推動這股力量的正是重塑城市格局、定義新生共和國未來的時代洪流。他寫道,那是個"精英特權不受質疑、人人對上位者畢恭畢敬、社會秩序遭破壞必遭嚴懲"的年代。但時代正在變革。約翰·卡拉南代表着受法國大革命和傑斐遜平等主義影響而崛起的工薪中產階層,其訴訟"堪稱對傳統的驚人突破——某種意義上,這就是一場革命"。
哈里·貝德洛。圖片來源:紐約歷史學會作為這起塵封往事的背景,北卡羅來納大學教授斯威特濃墨重彩地描繪了革命後蓬勃發展的紐約:階級關係暗流湧動,政治局勢動盪不安,性道德觀念嬗變,市井生活百態紛呈。華爾街誕生了美國證券交易的雛形,桅杆如林的商船擠滿碼頭。隨着農田被分割成待開發的街區,建築工人將新街道不斷向北推進。哈里·貝德洛所屬的奴隸主家族曾是紐約最顯赫的家族之一,其龐大產業包括今自由女神像所在的貝德洛島(現自由島)。
眾多控方證人證實了拉娜·索耶的端莊——以及她的天真。她的證詞至今仍扣人心絃。她在法庭上陳述:“他抓住我,捂住我的嘴,還放聲大笑防止我的尖叫被人聽見。“他扯掉她的衣服,“撕開我襯裙的繫帶,用腳踢掉它們”,最後將她按在牀上並掐住她的脖子。作為證據,索耶的律師揮舞着她被撕破的印花棉布裙。儘管報紙對審判的報道有限,但斯威特先生在威廉·懷奇的詳細記錄中發現了寶貴資料——這位出席庭審的年輕律師後來出版了庭審筆記。
而貝德洛則被揭露是個聲名狼藉的花花公子,用斯威特先生的話説,儘管受過良好教育,卻"除了虛榮、揮霍無度和荒淫好色外毫無建樹”。但他獲得了城裏最優秀律師團隊的辯護。律師們承認他與索耶發生了關係,同時詆譭索耶的人格,聲稱她本可以逃脱。一名律師甚至譏諷説,以貝德洛的紳士風度根本不可能實施暴力犯罪,而索耶"或許擅長用純潔外表掩蓋內心淫蕩”。斯威特先生指出,問題在於"不僅要判斷女性是否被迫發生性行為,還要評判她的名聲是否足夠清白、反抗是否足夠激烈、呼救是否足夠響亮"。
經過15小時審判和僅15分鐘合議後,全男性陪審團宣告貝德洛無罪——他們顯然更認同被告而非索耶。公眾怒火瞬間爆發。庭審觀眾曾對辯方侮辱性策略發出噓聲和跺腳抗議,這種憤慨蔓延到了法庭之外。在勞工階層眼中,貝德洛是受富豪市長等權貴控制的法庭包庇的貴族惡徒。判決後,數百人湧入曼哈頓下城小巷,搗毀了索耶被帶往的妓院(值得一提的是,這裏本是貝德洛的熟稔之地)。他們將妓院從屋頂木瓦到地基徹底拆毀,傢俱陳設盡數拋擲街頭。目擊者描述當時空氣裏"飄滿羽毛"。當示威者高喊"讓你們見識法國式的革命"時,革命流言瞬間席捲全城。
儘管暴力事件很快平息,但遠離紐約的美國民眾對審判結果的公開爭論持續了數週。其中不乏女性參與者——這本身在當時就非同尋常,因為女性在公共事務中毫無地位。(斯威特先生指出,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權辯護》幾個月前剛在紐約出版。)一位署名"Justitia"(拉丁語"正義")的匿名女性撰文指出,該判決反映了令人無法容忍的性別雙重標準。對此,自稱"Justitius"的男性作者反駁稱過錯在於女性——既包括拒絕男性求歡的未婚女子,也包括無法維持丈夫性趣的已婚婦女。
索耶本人則被法院判決徹底擊垮。庭審十天後,她用披肩纏住脖子,試圖在家中閣樓自縊。萬幸的是,她在窒息前被人發現並救下。
與此同時,她的繼父以"誘姦罪"在法庭上對貝德洛窮追不捨。斯威特先生指出,這項訴訟"源自律師對奴役法中古老條款的創造性運用:若他人不當’誘拐’其奴僕,主人可索賠損失"。根據當時的法律邏輯,拉娜·索耶是繼父的僕人,貝德洛誘姦她造成的損害就是家庭勞力的喪失。
這次卡拉南勝訴了。貝德洛起初對法院判處的鉅額罰款置之不理,但他的運氣就像他那骯髒的魅力一樣消耗殆盡,最終鋃鐺入獄。為爭取釋放,其家族聘請了全國最著名的律師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斯威特先生強烈暗示,這位律師的服務包括偽造了一封所謂拉娜·索耶的親筆信,聲稱她對施暴者仍懷有深情。此時的漢密爾頓正深陷與有夫之婦通姦的性醜聞——雖不及貝德洛惡劣,卻已嚴重損害了這位前財政部長聲譽。
最終,為貝德洛所做的法律及其他方面的努力均告徒勞。他雖未因強姦索耶而服刑,但其家族終將因這個年輕浪子的惡行向卡拉南支付賠償。斯威特先生記述道,貝德洛餘生在新務農,與兩名女性生育了十多個孩子,並深陷訴訟泥潭,其中一場官司曾一度使他再次入獄。1838年,他在幾乎被世人遺忘中離世。
至於拉娜·索耶,她很快便湮沒無聞。斯威特先生根據極其有限的線索推測,她可能於1796年結婚並隨丈夫遷居費城。婚姻至少意味着,儘管案件使她聲名狼藉,但她並未"身敗名裂",其"性名譽"得以恢復。斯威特寫道,她的遷居與婚姻提醒我們,她"不僅是受害者、倖存者、原告…在可能的範圍內,她更是自身命運的主宰者"。
故事中唯一可稱得上真正勝利的,或許只有索耶的繼父約翰·卡拉南及其所代表的崛起階層。“這場始於強調女性權益的審判,演變為對女性權利的公開辯護,“斯威特指出,“最終卻成為關於男性權利——具體而言,是城市白人勞工對尊重與尊嚴的權利——的衝突。”
《縫紉女工的故事》通過挖掘索耶塵封已久的人生創傷,為讀者打開了窺視早期共和國動盪社會的窗口。我們看到的某些場景固然聳人聽聞,但這部作品更以生動私密的筆觸,再現了這個新生國家的真實生活圖景。斯威特先生為我們奉獻了一部極具可讀性的社會史傑作。
博德維奇先生的最新著作是《戰爭中的國會:共和黨改革者如何打內戰、反抗林肯、終結奴隸制並重塑美國》。
發表於2022年7月23日印刷版,標題為《老紐約的一起襲擊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