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確定的地面》書評：戰後的反思 - 《華爾街日報》

菲爾·克萊。攝影：漢娜·鄧菲在9·11恐怖襲擊後的首次國情諮文中，喬治·W·布什總統號召美國人挺身而出。這場2002年的演講以將伊拉克、伊朗和朝鮮定性為"邪惡軸心"的開篇最為人銘記，結尾時總統敦促同胞們"以更大的善戰勝邪惡"“並"“引領世界走向能帶來持久和平的價值觀”"，特別是"“自由"“與"“人的尊嚴”"。眾所周知，許多人響應號召參軍入伍，或加入美國志願隊等民間服務項目。

菲爾·克萊正是其中一員。這位紐約人在基地組織發動襲擊時正徒步阿巴拉契亞小徑。隨後，尚在達特茅斯學院就讀的他加入海軍陸戰隊，2005年畢業時獲授少尉軍銜。他在《不確定的土地：無休止隱形戰爭時代的公民身份》中寫道，當時美國已將重心轉向伊拉克。戰事進展不順，他感到自己有責任出力。““這是我崇高的使命，““他寫道，““是對公民身份的考驗。””

現任費爾菲爾德大學小説創作教授的克萊先生，2014年憑藉取材自海軍陸戰隊經歷（包括在伊拉克安巴爾省激烈戰區服役一年）的短篇集《重新部署》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不確定的土地》彙集了他2009年退役後發表於各類刊物的散文，進一步確立了克萊在日益壯大的伊阿戰爭退伍軍人作家羣體中的翹楚地位——這些作家以真實非英雄化的筆觸記述戰鬥經歷，同時深刻叩問現代戰爭本質。

這些文章涵蓋了多個主題。其中一篇探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文學，着重描述了戰爭的榮耀與恐怖，並回顧了評論家沃爾特·本雅明的觀點：要理解戰爭，必須先了解和平。另一篇追溯了步槍的發展歷程，從殖民時代不可靠的滑膛槍（以及越戰初期更精準但仍笨重的同類武器），到如今半自動、殺傷力更強且輕便的AR-15步槍。有幾篇文章思考了宗教在戰鬥中的地位。作為天主教徒，克萊先生髮現，在安巴爾的恐怖環境中保持信仰比回國後更具挑戰性。

克萊先生曾在2007年布什政府增兵伊拉克期間服役。他從城鎮層面分析了哪些措施有效、哪些無效：他指出，壓倒性武力在鎮壓恐怖分子和保衞村莊方面效果顯著，但無法改變伊拉克人的日常生活或讓他們在社區中感到安全。克萊認為，不應將伊拉克和阿富汗等衝突視為單純依靠精良武器取勝的對抗，對單兵乃至在異國作戰的美軍整體而言，勝利取決於"如何融入關係網絡，讓周圍人開始考慮你的需求來做出選擇”。建立這種聯繫知易行難。

但克萊文章主要探討的是美軍士兵與本國平民的關係。他指出，喬治·華盛頓等開國元勳對"常備軍"持懷疑態度，擔心其忠誠度不如民兵。後來美國領導人雖承認需要職業軍人，但重大沖突仍依賴徵兵制。

越南戰爭的結束改變了這一格局，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實行了全志願兵役制。克萊先生援引安德魯·巴塞維奇的研究指出——當前僅有1%的人口在軍隊服役——令他擔憂的是，大多數美國人與軍隊接觸甚少，因而對其缺乏認知。更甚者，民眾自以為了解的許多信息實為謬誤；例如，他們高估了當代退伍軍人中創傷後應激障礙的普遍性。克萊先生觀察到，現代戰爭形態加劇了公眾的誤判：裝甲無人機和精確制導等尖端技術，使得國家能夠以極低的公眾關注度和資源消耗發動戰爭。

克萊認為，這導致美軍力量過度分散，在過多地區執行過多任務。這種"無休止的隱形戰爭"不僅給戰區帶來破壞，更讓參戰士兵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他們既不確定為何而戰，也無法與同胞分享戰場經歷。對於那些以尊重軍隊之名壓制質疑聲音的行為，克萊予以嚴厲批判。他指出，這種態度通過暗示軍事行動超出常人理解範疇（遑論合理批評），進一步邊緣化了軍人的付出。

克萊並未提出恢復徵兵制或擴大國民服役等簡單卻不切實際的方案。但他主張的解決途徑——加強政治辯論與監督、明確軍事任務、廢除9/11後頒佈的《軍事武力授權法案》（該法案過度寬泛地將反恐行動合法化）——在政客們只想獲取戰爭紅利卻不願承擔代價的現狀下，似乎難以實現。

《不確定的土地》最後一篇隨筆探討了2021年8月喀布爾陷落的教訓，這是拜登總統決定撤出美軍的結果。克萊先生認為，9·11事件給了美國一種"共同目標"感，但最終，就像在阿富汗一樣，我們"受害者的温暖光輝"的影響既傷害了我們試圖幫助的人，也傷害了美國自己。然而，在本書出版之際，俄羅斯軍隊正在入侵烏克蘭，提醒我們世界仍然是一個危險的地方。有時，即使我們無法保證結果，可能也有必要嘗試"以更大的善戰勝邪惡”。

倫科夫斯基先生是印第安納大學的名譽教授。

刊登於2022年7月26日印刷版，標題為《戰後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