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全球大流行到混亂失控——《華爾街日報》
Walter Russell Mead
過去兩年是全球疫情肆虐的年份。而2022年至今,則像是全球混亂的一年。這一年始於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隨後又出現了美中關係緊張加劇、伊朗核協議破裂,以及一場初現端倪的經濟危機,這場危機引發了全球範圍內的通脹螺旋、金融恐慌甚至政治動盪。
在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和經濟前景惡化的夾縫中,當今世界主要大國無一置身事外。中國激進的清零政策仍在付出巨大的社會和經濟代價,在努力應對世界歷史上最大的房地產泡沫之際,中國正面臨其最嚴重的金融危機。日本外相上週對華盛頓的智庫人士表示,在日本所在地區,“蠻力的邏輯"正在取代法治,與此同時,增長緩慢、人口減少和貨幣疲軟引發了對日本長期前景的質疑。
不斷上漲的食品和燃料價格給印度經濟帶來了重大問題。隨着巴基斯坦和斯里蘭卡陷入政治和經濟危機,中國在邊境施壓,阿富汗局勢動盪,緬甸的內戰愈演愈烈,印度所在地區的局勢比自1971年孟加拉國獨立戰爭以來的任何時候都更加不穩定。
歐洲的情況也好不到哪去。烏克蘭戰爭使歐洲大陸陷入幾十年來最嚴重的危機。德國正在經歷自冷戰結束以來指導其政策並支撐其繁榮的經濟和地緣政治假設的崩潰。法國既無法進行自我改革,也無法塑造其境外政治環境。英國脱歐支持者曾希望,在一個快速全球化的世界中,一個擺脱歐盟法規束縛的英國可以成為一個與俄羅斯和中國公司關係密切的重要離岸金融中心。在當今去全球化的世界裏,這一夢想已經破滅,目前尚不清楚英國如何或是否能讓脱歐發揮作用。
迄今為止,拜登政府仍難以應對這一局面。可悲的是,這種困境可能還會持續一段時間。總統慘淡的支持率以及中期選舉中至少失去國會一院的預期,限制了白宮在國內的政治權威,並削弱了其在國外的力量。國內經濟消息不佳與海外挑戰性事件的雙重打擊,預示着前景不容樂觀。很少有觀察家認為,一個四面楚歌的政府還能通過國會為烏克蘭再通過400億美元的援助法案。在沒有此類援助的情況下,華盛頓如何幫助基輔成功結束與俄羅斯的戰爭,這是一個沒有簡單答案的問題。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全球危機時刻,美國強有力的經濟領導力幾乎缺席。在過去的世界經濟危機中,保羅·沃爾克、詹姆斯·貝克和羅伯特·魯賓等美國人提供了關鍵的知識和政策領導。如果白宮或財政部有一個令人信服且切實可行的議程來讓全球經濟重回正軌,那麼它尚未向這個焦慮的世界展示。
部分問題是結構性的。查爾斯·克勞薩默所稱的世界歷史上的“單極時刻”,即冷戰後的美國霸權時代,已經結束,面對積極且強大的對手試圖打破美國秩序時,任何一位美國總統都更難塑造世界事件。但問題也在於智力層面。太多擔任拜登政府關鍵職位的奧巴馬時代老將仍沉浸在奧巴馬時代的理念中,這些理念甚至比五年前更不適合當今的情況。
僅舉一例,共同威脅的存在本身並不足以激發世界各國採取一致行動。2020年的疫情反而讓各國政府更加民族主義和內向。而2022年的混亂局面至今仍在產生同樣影響。各國對伊朗核計劃、氣候變化及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等威脅的應對,更多基於對國家利益的考量,而非對全球價值觀的尊重。
奧巴馬與拜登政府都高估了温和理性在國際事務中的重要性。外國——即便是友好國家——對美國關於共同利益和全球目標的論述往往無動於衷,他們更看重對美國實力、謀略和意志的評估。善意遠不如成功來得重要。
拜登總統仍有能力讓他的執政團隊、美國乃至世界走上更有希望的軌道。但承認問題存在才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除非拜登團隊能擺脱奧巴馬時代的錯誤假設和慣性思維,否則隨着地緣政治與經濟風暴持續加劇,美國外交政策恐將深陷泥潭。
5月18日,俄軍行走在烏克蘭馬裏烏波爾鋼鐵廠的廢墟中。圖片來源:/美聯社本文發表於2022年8月2日印刷版,標題為《從疫情到全面混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