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抗》評論：與納粹佔領者抗爭，不惜一切代價——《華爾街日報》

1940年，維托爾德·皮萊茨基在奧斯維辛集中營。圖片來源：奧斯威辛-比克瑙國家博物館，奧斯威辛"很難確定，“哈利克·科漢斯基在她那部篇幅宏大但極具可讀性的關於二戰期間抵抗德國佔領的歷史著作接近尾聲時指出，“為什麼某些人選擇了抵抗的道路……抵抗者自己常常給出不盡如人意的回答：‘必須做點什麼’或’只是盡力而為’。”

也許是因為，回想起來，那段經歷是如此陌生，如此超脱於時間和地點。英國曆史學家科漢斯基女士引用了圖盧茲抵抗運動領袖讓·卡蘇的話，他回憶道"那是一段獨特的時期……無法聯繫或解釋，幾乎像一場夢。我們看到……一個未知且不可知的自我版本，那種再也找不到的人，他們只存在於與獨特而可怕的環境、已經消失的事物、幽靈或死者的關係中。”

再者，卡蘇（正如這些話可能暗示的那樣，他也是一位小説家和詩人）是在解放後的法國寫下這些文字的。維托爾德·皮萊茨基從未能夠以同樣的方式將過去拋諸腦後。作為波蘭抵抗運動的一員，1940年他策劃了自己的被捕，預計這將意味着他被送往奧斯維辛集中營。他的目標是以某種方式發送關於那裏情況的報告（他確實做到了），並盡其所能地在集中營內建立一個抵抗組織。最終，皮萊茨基是相對少數幾個從奧斯維辛集中營逃脱的人之一，後來還參加了1944年的華沙起義。在波蘭的納粹佔領者被蘇聯統治和共產主義傀儡政權取代後，皮萊茨基向倫敦的波蘭流亡政府傳遞了關於該國局勢的信息。科漢斯基女士敍述道，他被捕、遭受酷刑、“審判”，並於1948年被槍決。

1944年8月29日，法國國內軍成員在馬賽解放期間。圖片來源：Roger Viollet/Getty Images在《抵抗運動》這樣一部涉獵廣泛且研究深入的著作中，若僅強調單一主題，將扭曲這部敍事作品微妙、多層次且變幻莫測的本質。但一個不變的共性是各國抵抗運動差異巨大。皮萊茨基所在的波蘭抵抗運動與卡蘇所在的法國抵抗運動從未、也不可能有多少相似之處。與許多被德國佔領的西方國家一樣，納粹曾設想法國會以某種形式存在於其新歐洲秩序中，而波蘭則不然。在波蘭及大部分被佔領的東方地區，未被列為滅絕目標的人們深知，他們最多隻能指望永無止境的奴役。這賦予了他們強烈的反抗動力。“連德國人都承認，“科漢斯基女士寫道，“波蘭人從被佔領的第一天起就開始了抵抗。”

相比之下，在法國，佔領者初期（相對）温和的手段使許多人選擇了觀望態度。此外，納粹將法國劃分為佔領區和"自由"區，並任命凡爾登英雄貝當元帥為國家元首（儘管就佔領區而言，這僅是名義上的）。這製造了主權尚存部分完整的假象，使一些自詡愛國的人士更容易與德國人達成妥協。（對於那些歡迎貝當政權摒棄1940年垮台的"共和"法國的人而言，這一步走得更順理成章。）與此同時，法國共產黨人——當時正值《蘇德互不侵犯條約》時期——以"既不支持丘吉爾也不支持希特勒"的口號對待這場戰爭，直到德國入侵蘇聯後才開始武裝反抗佔領者。

在被佔領者的枷鎖下，一個國家內部政治的持久性在科昌斯基女士講述的故事中反覆出現。這一點在整個歐洲大陸抵抗運動的行為中可見一斑，尤其是在戰局對軸心國不利之後。一個關鍵問題變成了誰以及什麼將取代德國人，更具體地説——鑑於當時的時代背景——共產黨在戰後政府中扮演的角色。

隨之而來的衝突在東歐和巴爾幹地區通常最為激烈——也最為暴力。那裏的爭端——戰爭中的戰爭——可能涉及意識形態、民族和領土，並且在某些情況下，隨着蘇聯的推進而加劇，正如為解放華沙而戰的波蘭人所發現的那樣。紅軍幾乎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來幫助他們，這是眾所周知的。鮮為人知的是，科昌斯基解釋説，在莫斯科與波蘭流亡政府決裂後，波蘭的共產主義抵抗運動“遵循了一項蓄意背叛非共產主義同行的政策”，將他們出賣給蓋世太保。

波蘭人和東部的其他人可能從一開始就進行了激烈的反抗，但隨着時間的推移，西歐的抵抗運動也變得更加堅決。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德國戰略地位的惡化。但這也是對德國從東部引入西部的一些更為典型的戰爭措施的反應，從越來越多地使用集體懲罰來對付抵抗行為，到強制在帝國境內進行強迫勞動。此外，地方當局參與驅逐猶太人不僅提醒人們合作的道德代價，還突顯了這些當局不願意或無法軟化德國的統治。其含義足夠明確。觀望主義有其自身的風險。

合作是抵抗的另一面。大量西歐人自願前往德國工作，那裏提供優厚薪資，戰爭初期還有體面的生活條件——這對許多人來説極具吸引力，遠不止是失業者的選擇。許多西歐製造商接受合同為佔領者生產軍需物資，利潤可觀，而拒絕合作很可能導致企業倒閉。合作者動機各異：有人為生存所迫，有人視其為最不壞的選擇，有人出於意識形態信念，還有人純粹投機——這些選擇都在不同程度上可能導向參與大屠殺。

與抵抗運動一樣，合作行為深受時空背景影響。科漢斯基女士嚴謹的國別研究法因此顯得尤為有效——這使她能夠探討常被忽視且極其複雜的議題，如波羅的海國家與烏克蘭的衝突。她並未忽略猶太抵抗運動，正如其試圖對抗的種族滅絕一樣，這種抵抗必然跨越國界。

書中生動記述了抵抗組織及（主要來自英國的）特工人員的活動，既有驚險行動與非凡勇氣的傳奇，也不乏悲劇、背叛與納粹暴行。科漢斯基多層次剖析了盟國政府、英國特別行動處（SOE，其使命是"點燃歐洲”）、流亡政府與抵抗組織之間時常緊張的關係。

但科錢斯基女士是一位極其清醒的歷史學家。她不會將英雄主義與實效混為一談。因此她傾向於認同其一位參謀軍官的觀點，即特別行動處"勉強算得上物有所值”。這一判斷若僅從純軍事角度而言或許準確，但科錢斯基女士並未陷入輕率修正主義的窠臼，她補充指出，特別行動處特工"實地存在…向當地抵抗組織證明了他們並未被盟軍拋棄"。這種士氣鼓舞在戰爭初期至關重要——當時斯大林格勒還只是一座普通城市，而諾曼底海灘在大西洋壁壘俯瞰下仍一片沉寂。

英國廣播公司傳遞了同樣兼具安撫與激勵作用的信息。科錢斯基強調，其廣播節目（常由目標國家的流亡者主持）的成效"怎麼高估都不為過"——尤其是這些廣播幫助構建（進而培育）了統一民族抵抗陣線的理念，甚至在實體組織形成之前就已發揮作用。遍佈被佔領歐洲的地下報刊同樣功不可沒，它們幾乎在佔領伊始就如雨後春筍般湧現，並逐漸形成驚人影響力。許多出版物曇花一現，其短暫存續恰恰印證了這項工作的危險性。但部分報刊發行量卻大得驚人，它們共同在塑造輿論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科錢斯基認為，這些出版物"必須被視為抵抗運動的主要成就之一"。

儘管作者承認抵抗運動的軍事價值具有"一定重要性"（例如遲滯德軍向常規盟軍戰場的增援），但她明確指出其實際貢獻與傳奇敍事存在差距。唯一例外是"情報供給這一關鍵領域"——例如為空襲目標選擇提供無價情報。但科錢斯基確信，抵抗運動在塑造"團結抗敵"的國家認同方面功不可沒。這種集體記憶在戰時可能被誇大，戰後更甚，但在國家重建時期，這種神話建構至關重要——即便如她所言，“不得不對忠誠度分裂的尷尬真相視而不見”。

1944年4月26日，貝當元帥出席了巴黎聖母院的一場彌撒，以紀念近期盟軍轟炸中的遇難者。“場外，“科漢斯基女士寫道，“估計有100萬人熱情地迎接了他。“整整四個月後，戴高樂終於回到解放後的法國首都，沿着香榭麗舍大街向同一座大教堂進發，可能有兩百萬旁觀者為他歡呼。懷疑這兩羣人之間可能有相當大的重疊，這種猜測很可能是正確的。

斯圖塔福德先生是《國家評論》“資本事務"欄目的編輯。

刊登於2022年8月6日印刷版，標題為《面對不可能的幾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