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最低“泄漏”對抗不平等——《華爾街日報》

過去40年間，美國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現象顯著加劇。收入最高的1%人羣所佔份額從8%增長至20%。在此期間，“不平等”前所未有地成為公共討論的焦點。如今它不僅被用來支持税收和政府轉移支付政策，還成為網約車限制、反壟斷、氣候監管甚至美聯儲政策調整等一系列措施的理據。

“不平等已成為一種近乎宗教使命般的單一焦點，”馬里蘭大學經濟學家梅麗莎·卡尼表示，她認為不平等是嚴重的社會問題。然而“不平等”既非千篇一律的問題，也無法通過簡單措施解決。

旨在緩解不平等的政策往往伴隨高昂的副作用，利弊兼有。這種矛盾正是吸引卡尼研究經濟學的動因——特別是1975年出版的經典入門讀物《平等與效率：重大權衡》。這部由前總統顧問阿瑟·奧肯撰寫的著作至今仍是經濟學研討會的必讀材料。奧肯提出，效率與平等如同蹺蹺板的兩端，提升一端往往導致另一端受損，存在此消彼長的關係。

奧肯用形象比喻闡述其觀點：社會政策如同漏水的桶。每投入1美元用於扶貧，實際效果可能只有80-90美分。漏洞最大的政策可能浪費大部分效益，這些損耗可能源於激勵機制設計缺陷或行政低效。奧肯的核心論點是：政策制定者應設計能實現最佳權衡的方案——即漏洞最小的政策。

奧肯是一位信奉再分配理念的民主黨人。他曾擔任林登·約翰遜總統麾下的經濟顧問委員會成員，並在1968年成為這位德州大開支總統的首席經濟顧問。儘管支持約翰遜的政策，奧肯仍試圖加以調和。他成功推動徵收10%個人所得税附加費，使政府在社會項目和越南戰爭上的鉅額開支不必過度依賴借貸，從而緩解了通脹造成的資金流失。

權衡取捨對奧肯而言絕非空談。這是他處理實際日常問題的重要原則。面對農民要求政府實施雞蛋限產計劃的請求，他通過論證該計劃"誇大對蛋農的收益而低估消費者成本"予以拒絕。

1964年，阿瑟·奧肯在華盛頓特區工作場景。圖片來源：鮑勃·舒爾茨/美聯社離開政府加入布魯金斯學會後，奧肯曾感嘆温和自由派正成為"瀕危物種"。他撰寫《重大權衡》一書捍衞自稱為"中間偏左"的觀點。他支持經濟平等化，但主張通過具有經濟合理性的高效方案實現。

1980年奧肯猝然離世後，美國精英階層收入激增，而收入前20%以外的勞動者卻陷入相對貧困。隨着不平等加劇，政治右翼接納了奧肯哲學。托馬斯·索維爾斷言：“不存在完美解決方案，只有利弊權衡。”

進步派人士拒絕接受這種極端觀點。前奧巴馬顧問傑森·弗曼指出：“四十年來，進步派始終以反對這種（漏桶）比喻來定義自身立場，他們認為減少不平等的政策能讓人力資本得到更好利用，從而促進經濟增長。”

如今，奧肯的分析框架仍是強有力的政策工具。以疫情期間的大規模刺激支出為例：雖然進步派堅稱不存在嚴重通脹風險，但他們錯了。過去12個月裏，由於政府鉅額支票等因素，通脹吞噬了工人全部工資漲幅還有餘——這項政策就是個漏洞百出的漏桶。

學生貸款寬免計劃同樣如此。高校學生本就普遍家境優渥，且貸款既成事實，免除債務對激勵措施毫無助益。若將資金貸給社區學院學生並以畢業為援助條件，政策效率會高得多。

前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將關税包裝成就業保護政策，但研究顯示，美國洗衣機或鋼鐵廠每保住一個崗位，消費者就要承受超過80萬美元的漲價成本——這顯然是個低效漏桶。總體來看，關税能否緩解不平等尚存疑問。“中國負責生產，窮人負責消費，“密歇根大學經濟學家賈斯汀·沃爾弗斯如是説。

關於何種政策能促進平等，恐怕沒有哪個領域比美聯儲的討論更令人困惑。大量批評指責美聯儲通過低利率推高股價讓富人受益。如今美聯儲加息，參議員伊麗莎白·沃倫又譴責其可能引發對窮人傷害尤甚的經濟衰退。

造成困惑的一個原因是，關於不平等的討論存在根本性歧義：誰與誰之間的不平等？儘管貿易損害了美國某些工人羣體的利益，但貿易自由化幫助亞洲二十億人擺脱了貧困。許多對不平等的批評集中在最富有的1%人羣身上，但也有人認為富人只是干擾因素：關鍵在於提升貧困羣體的生活水平。卡尼女士擔憂的是受過大學教育者與其他人羣之間的"社會裂痕”。具體目標至關重要，因為一項針對超級富豪的徵税政策，未必能為底層創造優質就業機會。

在評估經濟進步時，僅用不平等作為衡量標準是不全面的。畢竟經濟衰退期間不平等會下降；疫情期間亦是如此。但疫情和衰退顯然對所有人都不利。經濟增長同樣重要。

自由派學者沃爾弗斯認為，近幾十年來不平等程度加劇，以至於我們遠未達到必須犧牲平等或效率的臨界點：“有大量政策可以同時促進兩者。“哈佛大學保守派經濟學家曼昆則認為這兩個"漏桶"的滲漏程度要大得多。但不同政治傾向的經濟學家都支持他們認為"滲漏較少"的政策：教育投資、工人再培訓、兒童保育和住房保障；鼓勵就業而非補貼失業；消除就業歧視；吸引高技能移民。

奧肯當年主張通過税收和轉移支付來平衡收入。如今，不平等更是一個社會問題。美國人在文化和經濟上都存在隔閡。精英子女進入私立大學，而工薪階層子女則輟學、學習手藝或參軍。當人生前景如此懸殊時，政策應對之一就是加大對公共產品的投入，如基礎設施、公共交通和醫療保健。這是歐洲的做法，其不平等程度低於美國，但平均生活水平也較低。這裏存在權衡取捨。

一旦你開始通過權衡取捨的視角來看待世界，政策辯論就不再關乎對錯，而更多是取捨的問題。新冠封鎖措施無所謂好壞——它們降低了疾病風險，但也帶來了經濟和社會成本。汽油税假期能緩解油價壓力，卻會鼓勵人們消耗更多石油。

至少，關於權衡的辯論往往基於事實。而關於善惡的爭論則可能演變成神學分裂。奧肯在鼓勵美國人接受他的框架時似乎帶着惆悵。他的一句如今看來仍具現實意義的評論中寫道：“我們沒有妥協，而是在走向兩極分化。這個國家亟需一場嚴肅的對話。”

羅文斯坦先生的最新著作是《籌款之道：林肯及其內閣與內戰融資》。

本文發表於2022年8月6日印刷版，標題為《以最小"泄漏"對抗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