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基辛格對"失衡"表示擔憂 - 《華爾街日報》
Laura Secor
99歲高齡的亨利·基辛格剛剛出版了第19本著作《領導力:世界戰略六論》。書中分析了二戰後六位獨具特色的領袖人物的遠見卓識與歷史功績:康拉德·阿登納、夏爾·戴高樂、理查德·尼克松、安瓦爾·薩達特、李光耀和瑪格麗特·撒切爾。
七月悶熱的一天,在曼哈頓中城辦公室裏,基辛格告訴我:“1950年代’我涉足政界之前’,原本計劃寫一本關於19世紀和平締造與和平終結的書,從維也納會議開始。後來這變成了一本書,接着我又完成了關於俾斯麥的三分之一書稿,原計劃寫到一戰爆發。“他説這本新書"算是某種延續,不單是當代思考”。
這位前國務卿兼國家安全顧問表示,《領導力》中剖析的六位人物都深受他稱為"第二次三十年戰爭”(1914-1945年)時期塑造,併為戰後世界格局的形成作出貢獻。在基辛格看來,這些領袖都兼具兩種領導力原型:政治家的遠見卓識與務實精神,以及先知般的宏圖遠略與果敢魄力。
當被問及是否知道當代哪位領導人兼具這些特質時,他回答:“沒有。需要説明的是,雖然戴高樂天生具備這種自我願景,但對尼克松、可能還有薩達特甚至阿登納來説,早期是看不出來的。不過這些人本質上都不是戰術型人物。他們精通戰術藝術,但上任時都已胸懷使命。”
與基辛格先生交談時,人們總會反覆聽到這個詞——目的性——這是先知的特質,與之相伴的另一個詞是均勢,作為政治家的核心關切。自1950年代在哈佛大學研究核戰略起,基辛格就將外交視為大國間在核災難陰影下維持平衡的藝術。在他看來,現代武器技術的毀滅性潛能使得維持敵對力量間的均勢——無論多麼脆弱——成為國際關係中最緊迫的使命。
“在我的理念中,均勢包含兩個層面,“他告訴我,“其一是某種力量平衡,同時承認對立價值觀的合法性。因為如果你認為最終必須強加自身價值觀,那麼真正的均勢就不可能實現。所以第一層是絕對均勢的概念。“第二層則是"行為均勢,意味着在維護整體平衡時,需對自身能力與權力的行使保持克制。“他坦言實現這種平衡需要"近乎藝術的技巧”,“政治家們鮮少刻意追求這種境界,因為歷史上權力擴張往往無需付出災難代價,各國從未感受到這種全面約束的必要性。”
基辛格先生與英國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在紐約市,1990年10月1日。照片:史蒂夫·艾倫/聯絡/Getty Images基辛格承認,雖然平衡至關重要,但其本身不能成為一種價值。“有些情況下,共存在道德上是不可行的,”他指出。“例如,與希特勒。與希特勒討論平衡是徒勞的——儘管我對張伯倫有些同情,如果他當時認為需要爭取時間,為一場他認為無論如何都不可避免的決戰做準備。”
在《領導力》一書中,隱約透露出基辛格希望當代美國政治家能從前人那裏吸取教訓。“我認為當前時期在確定方向方面存在很大困難,”基辛格説。“它非常容易受到當下情緒的影響。”美國人難以將外交理念與“與對手的個人關係”區分開來。他告訴我,他們傾向於以傳教士而非心理學的視角看待談判,試圖改變或譴責對話者,而不是深入理解他們的想法。
基辛格認為當今世界正瀕臨危險的失衡。“我們在與俄羅斯和中國的問題上處於戰爭邊緣,這些問題部分是我們自己造成的,卻沒有任何關於如何結束或應該導向何方的概念,”他説。美國能否像尼克松時期那樣,通過在兩者之間周旋來管理這兩個對手?他沒有給出簡單的處方。“你現在不能簡單地説我們要分裂他們,讓他們互相敵對。你所能做的就是不要加劇緊張局勢,並創造選擇,為此你必須有一些目的。”
亨利·基辛格。圖片來源:Benjamin Rasmussen/華爾街日報在台灣問題上,基辛格擔憂美中正滑向危機邊緣,他建議華盛頓方面保持定力。“兩黨共同推行的政策使台灣發展成為一個自治的民主實體,並維持了中美之間50年的和平,“他表示,“因此對於任何可能改變這一基本結構的舉措都應極為審慎。”
今年早些時候,基辛格因暗示美國和北約的輕率政策可能引發烏克蘭危機而引發爭議。他認為必須認真對待普京申明的安全關切,並指出北約向烏克蘭傳遞可能最終接納其入盟的信號是個錯誤:“我認為波蘭等所有具有西方歷史淵源的傳統西方國家加入北約是合乎邏輯的,“但在他看來,烏克蘭是由俄羅斯附屬領土組成的地區,儘管"部分烏克蘭人"不認同,俄羅斯人仍視其為己出。讓烏克蘭充當俄西方之間的緩衝地帶更有利於穩定:“我支持烏克蘭完全獨立,但認為其最佳定位應類似芬蘭。”
不過他表示如今木已成舟。鑑於俄羅斯在烏克蘭的行徑,“現在我認為無論以何種形式,烏克蘭戰後都必須被視為北約成員。“但他預見最終解決方案將保留俄羅斯2014年首次入侵時奪取的克里米亞和頓巴斯部分地區,儘管對於該方案與八年前未能平息衝突的協議有何區別,他尚未給出答案。
烏克蘭的民主與獨立所提出的道德訴求——自2014年以來,明確多數民眾支持加入歐盟和北約——以及該國人民在俄羅斯佔領下的悲慘命運,與基辛格先生的外交理念顯得格格不入。如果避免核戰爭是最高準則,那麼對於那些在全球均勢中只能被動承受大國行動的小國,我們又該承擔何種責任?
“如何將我們的軍事能力與戰略目標相結合,“基辛格先生沉思道,“又如何將這些與我們的道德目標聯繫起來——這是一個尚未解決的難題。”
然而,回顧他漫長且常伴爭議的職業生涯,他並不傾向於自我批評。當被問及掌權歲月是否留有遺憾時,他回答:“從策略角度而言,我本該為這個問題準備一個漂亮答案,因為它總是被問起。“儘管他可能會重新審視某些次要戰術細節,但總體而言,他表示:“我不會用’我們本可以採取不同做法’的想法來折磨自己。”
刊載於2022年8月13日印刷版,標題為《亨利·基辛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