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氣候與技術法案擴大政府在私營市場中的角色 - 《華爾街日報》

隨着最近幾周兩項法案在國會取得進展，拜登政府擴大了聯邦政府在美國經濟主要領域（包括半導體、能源和醫療）的影響力，並進一步摒棄了華盛頓曾廣泛持有的觀點，即私人市場應不受政府幹預自行發展。

這一轉變源於二十年的經濟危機、日益高漲的民族民粹主義、與中國日益加深的經濟競爭，以及對氣候變化長期影響的擔憂。

亞當·斯密的"無形之手"——在20世紀80年代由羅納德·里根推廣，並在90年代被比爾·克林頓採納——已被一隻強有力的手臂所取代，華盛頓通過税收抵免、退税、貸款、貸款擔保、法規、關税、支出計劃和其他工具來推動市場驅動型經濟，這種經濟已被證明比許多人25年前所預期的要動盪和不平衡得多。

有時，當市場失靈時，政府幹預是必要的。

一個風險是，解決諸如氣候變化或中國日益自信的威脅等問題的努力可能會降低經濟效率，減緩整體增長速度，從長遠來看，使家庭狀況比原本可能的更糟。另一個相關風險是：隨着華盛頓在國家事務中扮演更加自信的角色，財力雄厚的企業和特殊利益集團的遊説可能會使經濟變得不那麼公平和缺乏活力。

“我們將面臨經濟增長乏力，”共和黨經濟學家、前國會預算辦公室主任道格拉斯·霍爾茨-埃金表示。他指出，美國兩黨——包括他所在的共和黨——都已偏離了自由放任的市場理念。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芝加哥大學教授米爾頓·弗裏德曼在學術界推動了小政府理論，這一理念被羅納德·里根和共和黨採納，最終也得到包括比爾·克林頓在內的許多中間派民主黨人認同。克林頓在1996年國情諮文中宣稱"大政府時代已經終結"。

過去25年間的三次經濟危機動搖了自由市場理念——2000年科技泡沫破裂、2007年房地產危機以及2020年新冠疫情衝擊。

政府通過貸款和緊急資金救助航空公司、汽車製造商、銀行及數百萬小企業，並加強銀行監管。在新冠疫情期間，特朗普政府還資助製藥行業競相研發新疫苗。

若沒有這些干預措施，危機可能更為嚴重；這些舉措也使政府站到了美國經濟事務的前台。

中國的崛起促使兩黨共同採取關税和產業政策來應對這一新經濟對手。2022年7月獲兩院兩黨支持的《芯片與科學法案》為高科技產業（尤其是半導體）撥款2800億美元。對部分共和黨人而言，中國的經濟威脅足以讓他們背離傳統的小政府教條。

“我呼籲國會立即通過這項法案，不要再拖延，”德克薩斯州共和黨州長格雷格·阿博特在上月法案通過前表示，“這樣德克薩斯州和美國才能在半導體領域繼續保持領先地位，同時減少我們對外國生產的依賴，確保我們的國家安全。”

雖然共和黨人支持關税和積極對抗中國的國家立場，但民主黨人則利用税法來推進他們的經濟議程。例如，新的健康和氣候法包括1610億美元的私營部門投資於太陽能和風能等非碳電力來源的税收抵免，360億美元的電動汽車税收抵免，以及370億美元的使用綠色能源的製造工廠税收抵免。

經濟學家稱這些抵免為“税收支出”，因為它們被用來像聯邦支出一樣塑造經濟活動。

根據政府問責辦公室的數據，1996年這些税收優惠的價值為7295億美元（經通脹調整後）。去年，它們超過了1.4萬億美元，而單項優惠的數量也從121項增加到了165項。

本月，拜登總統在白宮簽署了《2022年芯片與科學法案》。圖片來源：亞當·舒爾茨/白宮/Zuma Press根據追蹤預算決策影響的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預算模型主任肯特·斯梅特斯的説法，拜登總統的兩項新標誌性計劃將在未來十年增加3510億美元的税收支出。

“拜登和特朗普時代的特點是，政府希望在產品的生產內容、地點、方式及勞動力使用等方面發揮更大作用，”巴拉克·奧巴馬執政時期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前主席傑森·弗曼表示。

監管體系也在擴張。喬治華盛頓大學監管研究中心數據顯示，1981年至2000年間聯邦政府制定了701項重大經濟法規。2001至2021年間這一數字增至1,170項。該中心指出，唐納德·特朗普上任首年的新規制定量曾回落至里根時代水平，但之後逐年增加，並在2020年創下年度紀錄。

公眾對這些經濟觀念轉變態度矛盾。皮尤研究中心數據顯示，2000年科技泡沫破裂後，民眾對聯邦政府的信任度驟降。此前多數美國人認為聯邦政府總能或多數時候能正確行事，到2021年這一比例已降至24%。

然而越來越多美國人認為政府應加大力度解決國家問題。《華爾街日報》民調顯示，支持政府更多作為的美國人比例從1995年的32%升至2020年的57%。皮尤2021年研究發現，87%的美國人認為政府應承擔保障空氣和水清潔的責任；64%支持全民醫保，43%認為應提供高速網絡接入。

隨着華盛頓影響力的擴大，私營部門為影響華盛頓決策所投入的資金也在增加。

根據追蹤遊説支出的非營利組織OpenSecrets.org的數據，支出最多的行業是受政府政策影響最深的領域：1998年至2022年6月間，醫療保健行業投入108億美元，金融業102億美元，通信與電子業84億，能源部門69億。

在此期間，遊説總支出從1999年的14.4億美元增至2021年的37.7億美元，並有望在2022年突破40億大關。

紐約大學經濟學家托馬斯·菲利蓬在其著作《大逆轉：美國如何放棄自由市場》中指出，遊説和競選資金是美國重要經濟問題的根源。他總結稱，這些行為催生了保護大企業的監管規定，阻礙初創公司發展，減少消費者選擇並推高價格。

“自1999年我來到美國的二十年間，美國大多數本土市場喪失了競爭優勢，“這位法國經濟學家表示。

更正與補充説明

根據喬治華盛頓大學監管研究中心的統計，1981至2000年間聯邦政府制定了701項具有經濟重要性的法規，2001至2021年間制定了1170項。本文早期版本錯誤表述為第一個時期制定26,859項，第二個時期42,187項。喬治·W·布什政府每年平均頒佈44.75項具有經濟重要性的新法規。文章配圖的早期版本誤將平均數標註為63項。（2022年8月12日修正）

寫信給喬恩·希爾森拉特，郵箱：[email protected]

刊登於2022年8月13日印刷版，標題為《近期立法擴大政府在私人市場中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