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麗莎白·芬奇》書評：最後一課 - 《華爾街日報》

意大利阿切倫薩的叛教者朱利安半身像。圖片來源：阿拉米叛教者朱利安或許算不上羅馬皇帝中最驚世駭俗的一位，但他在藝術領域卻有着異常活躍的"身後生命"。他是易卜生戲劇《皇帝與加利利人》、魏因加特納歌劇《叛教者》以及米歇爾·布托爾與戈爾·維達爾小説的主角，也是斯温伯恩1866年詩作《普羅塞庇娜頌》的靈感來源。18世紀——朱利安·巴恩斯新作《伊麗莎白·芬奇》的敍述者稱之為"朱利安身後聲譽的巔峯期"——這位皇帝受到孟德斯鳩、伏爾泰和吉本的推崇，後者在《羅馬帝國衰亡史》中為他專闢三章。阿道夫·希特勒也是他的擁躉。

《伊麗莎白·芬奇》是又一部以朱利安為核心的小説——字面意義上的核心。巴恩斯將全書分為三部分，中間五十頁以論文形式探討了這位基督教"惡魔"的生平、遺產與矛盾：這位後君士坦丁時代的皇帝公開宣稱信仰異教，並（如斯温伯恩所述）在波斯戰場上臨終哀嘆"蒼白的加利利人啊，你已勝利"。巴恩斯提醒我們，朱利安在位僅兩年（361-363年），“從未踏足羅馬城”，且出生時受過基督教洗禮。書中引導讀者思考其信仰與性格的諸多面向——這些細節並非都能在維基百科上找到。至於這些內容為何出現在小説中部，則完全是另一回事。但巴恩斯向來熱衷玩轉形式與風格的邊界，模糊虛構與非虛構的分野。1984年的《福樓拜的鸚鵡》讓我們追尋激發《包法利夫人》作者靈感的標本鸚鵡；1989年馬賽克拼貼式的《10½章世界史》則對諾亞方舟與切爾諾貝利事件進行了另類敍述。年歲與閲歷（作者現年七十五歲，這是其第三十部作品）並未讓他開始循規蹈矩。

不難理解為何朱利安會成為熱衷形而上學的作家們鍾愛的主題。他或許缺乏尤利烏斯·愷撒的排場，也不如卡利古拉那般充滿醜聞的戲劇性，但其短暫的生命（三十出頭便離世）堪稱矛盾性、多元性與崇高道德嚴肅性的典範。這位狂熱的祭祀者與預言家抨擊基督教表面上的淺薄；他嘲笑耶穌對淳樸謙卑者的尊崇，自己卻過着禁慾、簡樸、克己的生活。他鎮壓基督徒時卻帶着寬厚與温和：“你或許會認為這是基督教的美德，“巴恩斯先生評論道。換言之，他的傳奇就像一塊可供肆意投射的銀幕。敍述者將他想象成跨越歷史舞台的形象，“被不同顏色的聚光燈追逐。哦，他是紅色的，不，更接近橙色，不，他是靛藍色的。“而對巴恩斯這樣的後現代主義者來説，關鍵點在於：“在我看來…這就是我們審視任何人生時的真實寫照。”

這裏所謂的"真實"人生屬於小説標題人物——某種朱利安的化身，或者説她是他的化身。回溯上世紀90年代末，“獨立學者"伊麗莎白·芬奇（常簡稱為"EF”）教授為期一年的成人教育課程"文化與文明”，敍述者尼爾參與其中。當時的尼爾三十五六歲，是個從未真正走紅的前肥皂劇演員，懷着知識分子的好奇心，略顯天真迷茫。而接近當下時代（英國脱歐之後），他已兩度離婚，芬奇也已離世。他依然有些迷茫，褪去了青澀卻更顯倦怠。

對尼爾而言，EF的課程始終是人生中永恆的亮點。多年來，他與昔日的導師保持聯繫，並繼承了她的文稿與樸素藏書。他希望能為這些遺物理出脈絡。最終成果便是這部EF的肖像式回憶錄——即我們正在閲讀的這本書——連同他當年未提交的關於叛教者尤利安的期末論文。

EF是個精彩絕倫的人物，儘管我們只能捕捉到她的吉光片羽。她更愛教導成人而非青年，因為"年輕人總過於自以為是”，其核心教學理念是"嚴謹的樂趣”。她作風簡樸、言辭犀利，卻充滿温情且妙語連珠。她對追逐時尚毫無興趣，彷彿"超脱於時代”，卻又清醒意識到自身的歷史座標。她鄙夷各種"單一性"（“一神論…偏執狂…一夫一妻制…我只承認單軌鐵路還算實用”），卻堅稱"愛即一切"。她追求絕對真實的人生，卻又"信奉人為修飾"（當尼爾提及演員職業時，她感嘆道：‘啊！這就是人工締造真實的完美例證’）。她沉醉於悖論，是"尼爾見過最不工於心計的女性"——卻將他牢牢掌控於掌心。

尼爾自然對她神魂顛倒——雖非完全出於情慾（儘管覺得她"風情萬種"），但確在智性、精神乃至情感層面全面臣服。他痴迷於探究她的私生活細節，執着於她是否曾有過情人。通過與EF開朗白髮的紅潤面頰弟弟克里斯托弗結交——這個"毫無異域風情的普通人"——他試圖挖掘更多秘密。

EF的多元性與日益兩極分化的世界形成鮮明對比（小説暗示朱利安亦是如此）。我們早早就得知她曾遭受過"公開羞辱"，直到後來才瞭解細節：EF為文學雜誌撰寫關於朱利安的文章被英國小報轉載，這些媒體對她"基督教戰勝異教與希臘文明是歐洲文明災難"的論點故作震驚。隨後便是記者騷擾與私生活挖掘。EF顯然不適合社交媒體及其粗鄙的文化戰爭時代，而巴恩斯這部小説可視為對二者的巧妙批判。

“羞辱"線索同時充當精妙的敍事裝置，既激發讀者興趣又推動閲讀進程。其他麥高芬包括同窗間發展的關係（尼爾有段戀情），以及時而提及"希特勒餐桌談話"的EF是否猶太人的懸念。

巴恩斯在此處筆力稍遜。猶太線索略顯廉價，既作為EF難以捉摸特質的象徵，又成為身份政治話題的載體。其他角色雖刻畫生動卻止於素描——作家坦承這種程式化設計，諸如"安娜（荷蘭人，常因英國人的輕浮憤慨）““傑夫（挑釁者）““琳達（無論學業或生活都情緒多變）“等設定，與其説是"以人工營造真實”，不如説是敍事上的偷工減料。

這折射出更核心的問題：作為故事核心的朱利安論文。雖然契合小説主題邏輯，卻對藝術性無益，使原本徐徐展開的敍事在最後三分之一篇幅裏難以重振聲勢。

在《伊麗莎白·芬奇》一書中，巴恩斯先生不斷提醒我們神話塑造的強大力量。我們瞭解到"曲解歷史是成為國家的一部分”、“成為宗教的一部分”、“成為家庭的一部分”，甚至"成為個人的一部分”。尼爾同樣熱切地斷言"歷史學家可以…成為出色的小説家”，“神學家也可以”。

小説家同樣能做到。但儘管這位另類的朱利安深知自己作為故事講述者的離經叛道，儘管許多讀者會欣賞他這種充滿模糊性與思想性的創作手法，仍有讀者會渴望更多簡單的東西，比如人物和情節的發展；那些更樸實、更不具多元性的滿足感。

裏希特先生是《泰晤士報文學增刊》的小説與政治版塊編輯。

本文發表於2022年8月13日印刷版，標題為《最後一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