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將這家烏克蘭精神病院推到了前線——《華爾街日報》
Alistair MacDonald and Hanna Oliinyk | Photographs by Joseph Sywenkyj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烏克蘭切爾尼戈夫——當俄羅斯士兵手持槍支,用手電筒照射她和其它驚恐躲藏在此的精神病患者時,Raisa Pustovoit正躲在這家精神病院的地下室裏。
這家醫院在烏克蘭社會邊緣運營了兩個世紀,因其收治的精神疾病和智力障礙患者大多被家庭遺棄。但俄軍的推進使他們身處戰爭前線,讓這羣被遺忘的人為求生而團結互助。
據工作人員回憶,入侵初期,裝甲車撞開了基輔以北約90英里的切爾尼戈夫州神經精神病院大門。近一個月後俄軍撤離時,院內306名住院患者中有35人死亡,建築部分損毀,藥品遭洗劫一空。患者和員工至今仍深陷難以擺脱的恐懼陰影。
醫護人員始終擋在患者與士兵之間。
“這裏只有需要被同情的無自衞能力的殘障人士,“患有焦慮抑鬱障礙的Pustovoit女士記得工作人員這樣告訴俄軍,“是他們救了我們。”
俄羅斯方面未回應置評請求。克里姆林宮此前始終否認以平民為攻擊目標。
俄軍入侵後,烏克蘭本就脆弱的心理健康及智障人士收容機構網絡大多無法快速撤離。交火激烈時,患者和員工常陷入斷水斷電無供暖的困境。工作人員表示,俄軍曾以多家機構場地為據點攻擊烏軍陣地,將院內人員當作抵禦反擊的人肉盾牌。部分設施遭到導彈和炮彈襲擊。
烏克蘭在擺脱大規模使用此類寄宿機構方面比西方更為緩慢,後者更強調社區照護。據基輔塔拉斯·舍甫琴科國立大學精神病學研究所所長伊琳娜·平丘克介紹,今年初烏克蘭共有193家為精神和智力障礙者設立的寄宿機構,為成人和兒童提供32,300個牀位。
位於切爾尼戈夫郊區的這家機構收治各類精神和智力障礙患者,從精神分裂症、自閉症到戰爭引發的創傷後應激障礙。對這些患者而言,戰爭往往加劇了心理創傷,日常生活的紊亂、他人的不理解以及爆炸噪音都會引發應激反應。
戰爭首日爆炸震碎窗户時,工作人員曾試圖將抗拒的患者轉移到閒置的地下室。
“我們努力安撫他們,謊稱這是烏克蘭軍隊在演習,“醫院醫療主任斯維特蘭娜·亞歷山德羅娃説。
次日醫院臨終關懷病房遭襲部分損毀,偽裝再也無法維持。部分患者出現癔症發作,醫護人員不得不實施鎮靜措施。
切爾尼戈夫醫院某建築的屋頂在激烈交火中嚴重損毀。“所有人都開始哭泣,“65歲的普斯托沃伊特女士回憶道。
據工作人員稱,3月16日,約60名俄羅斯士兵抵達醫院並開始搜查烏方武裝人員。士兵們手指扣在扳機上徹底搜查建築,檢查手機並命令工作人員開門,否則就破門而入。
一名軍官索要醫院的胰島素、止痛藥和抗生素。亞歷山德羅娃女士表示,她偷偷減少了上交藥包的藥片數量,以確保醫院患者有足夠藥品。
當一羣男性員工外出尋找手機信號時,士兵們舉槍包圍了他們。
亞歷山德羅娃衝出去擋在員工面前。
“我們是醫生,不是士兵。“她回憶自己當時這樣告訴對方。
醫護人員始終擔心患者會激怒士兵。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辱罵士兵,但部隊人員聽不懂他含糊的言語。
患者幾乎全天候被轉移到地下室。
在一連串潮濕陰冷的房間裏,僅靠蠟燭照明,數百人擠在木托盤上的牀墊並排而卧。
數週後,這些部分被水淹沒的房間仍散發着糞便和黴味。裸露的混凝土牆中戳出鏽蝕的金屬,空氣令人窒息。
俄軍從醫院後方炮擊切爾尼戈夫——那裏仍有醫護人員的家屬。爆炸和槍聲讓患者緊張不安,而地下的寂靜同樣令人心緒不寧。
患者常要求醫護人員聯繫親屬接他們離開。
“但他們只是在幻想,”護士泰蒂安娜·布林達克説,“沒有人來接他們。生活已經拋棄了他們。”醫院常常難以讓家屬在治療結束後接回病人。
54歲的薇拉·卡普斯蒂娜不記得上次見到家人是什麼時候。年輕時她曾毆打另一名女性,母親告訴她不必內疚,卻把她送進了醫院。
被診斷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卡普斯蒂娜女士,如今連母親是否在世都不知道。
普斯托沃伊特女士去年秋天被一個女兒送到醫院。她説那個再未露面的女兒去了國外,而另外兩個成年的子女下落不明。
對醫護人員而言,戰爭給日常挑戰增添了新的危險維度。
護士布林達克女士表示,她常難以保持鎮定,但深知必須如此。有次她即將落淚時,一名患者對她説:“你哭了,所有人都會哭。”
但對部分患者來説,戰爭反而填補了他們生命中缺失的意義感。
病友們形成了更緊密的共同體。有人生病時,其他人會説“請幫我的朋友”。患者們被分配了收集柴火、打水等任務。
“這成了他們的精神支柱,”精神科醫生泰蒂安娜·舒馬爾説。
55歲的根納季·法林斯基十年前被診斷出精神分裂症,他説拾柴做飯的勞作讓他暫時忘卻了對死亡的恐懼:“那種恐懼如影隨形。”
一位年長男子的工作是保持他所睡房間的整潔。舒馬爾女士回憶説,他四處走動清理廢紙,並告訴人們:“這裏由我負責。”
他與室友一同死在了地下室。兩人都未能與親屬取得聯繫。
醫護人員表示,35名死者中多數是老年患者,壓力和惡劣的生存條件可能加速了他們的死亡。
遺體被手推車運到醫院後面的農田,安放在淺墳中等待重新安葬。少數人由親屬出資立了刻有全名的木製十字架。大多數墳頭僅插着小木片,上面幾乎看不清的標籤只寫着姓氏和編號。這些掩映在雜草叢中的墳墓無人祭掃。
俄軍佔領切爾尼戈夫地區期間,醫院死亡患者的臨時墓地。4月1日清晨,當俄軍車隊最後一次撤離醫院時,普斯托沃伊特女士如釋重負地目送他們離開。法林斯基先生喝了杯茶慶祝,並咒罵弗拉基米爾·普京總統,但數月後仍感到不安,擔心他們會捲土重來。
最近一次探訪時,病人們在乾淨空曠的病房裏無精打采地走動,或在多人宿舍的牀上閒躺。一些患者因受到關注而興奮,主動獻上他們微薄的所有物作為禮物。這類醫院禁止攜帶許多物品(如眼鏡),以防被用作自殘工具或武器。
一位病人贈送了一張2014年的小日曆卡。卡普斯蒂娜女士送出了她親手繪製的鉛筆畫。普斯托沃伊特女士則交出了一首她在地下室寫的詩,詩中描述了候鳥返回烏克蘭的情景。她説,她希望戰爭結束後,她的女兒也能像候鳥一樣,回到她身邊。
亞歷山德羅娃女士認為,她已經出現了她職業生涯中一直在治療的那種心理健康創傷。
她説,她經常感到情緒化,難以忍受噪音,現在正在接受一家外國心理健康慈善機構的幫助。與此同時,病人們無法入睡,夜裏頻繁醒來。
“我們不再是從前的我們了,“她説。
阿爾喬姆·邦達爾和安·M·西蒙斯對本文有貢獻。
該醫院的醫療主任斯維特拉娜·亞歷山德羅娃表示,她在入侵期間的經歷損害了她自己的心理健康。致信 阿利斯泰爾·麥克唐納,郵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