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根的經濟領導力課程 - 《華爾街日報》

拜登總統簽署所謂的《降低通脹法案》，喚起了人們對四十年前更優秀經濟領導力的記憶。1981年8月13日，里根總統將《綜合預算調節法案》簽署為法律。該法案開啓了美國長達二十五年的繁榮時期，為恢復物價穩定和贏得冷戰創造了條件。

在這個言辭激烈和政治狂熱的時代，回憶里根不僅因他對國家的貢獻，更因他的為人，令人感到寬慰。讓我分享兩個在里根革命期間我親眼目睹的、此前未曾公開的關於他卓越領導力和人性的例子。

1980年，我是來自德克薩斯州的新任民主黨眾議員。我與密歇根州共和黨眾議員戴維·斯托克曼共同提出了替代卡特總統最終預算的方案。里根任命斯托克曼為管理和預算辦公室主任，我們的兩黨提案成為里根預算的基礎。俄亥俄州眾議員、眾議院預算委員會資深共和黨成員德爾伯特·拉塔與我共同在眾議院起草了里根預算。這個詞可能被過度使用，但我有信心稱格拉姆-拉塔預算是變革性的。

儘管該預算標誌着公共政策的重大轉變，但最初的投票僅設定了寬泛的參數，未削減任何項目，並輕鬆獲得通過。而實施該預算的調節法案則是里根時代最艱難的投票。它包含了戰後最大規模的國內支出削減，並取消了三項社會保障福利以應對該系統即將面臨的破產。儘管有充分理由終止這些附加福利，但投票取消它們意味着觸碰"高壓線"，可能危及議員的政治生涯。

隨着眾議院投票臨近，約30名共和黨人要求與總統會面，要求對和解法案進行修改。我被邀請參與討論，會前被帶到橢圓形辦公室與里根會面。他問我應該怎麼做。我表示在提出建議前，必須提醒他三年前我還在大學教授經濟學，這輩子從未處理過如此重要的事。里根微笑着説：“嗯，我也沒經歷過。”

笑聲停歇後，我問道：“如果我們解決了一個羣體的問題，難道不會有其他羣體要求修改嗎？界限在哪裏？”

里根沒有回答，起身帶領大家前往會議室。在內閣會議桌旁落座後，總統説：“是你們要求召開這次會議，現在請讓我聽聽各位的意見。“第一位發言者向總統保證支持我們的計劃，但表示其選民有異議。很快就能看出與會者事先排練過説辭，幾乎每位議員都提出了選區顧慮。待所有人發言完畢，總統沉默了約五分鐘，困惑地掃視着30位與會者。

“我被搞糊塗了，“他終於開口，“我以為這次投票關乎國家未來。沒想到是在討論各自的政治選區。“説完便離開了會議室。震驚的沉默持續了數分鐘，多位議員離席時眼含淚光。最終投票時，參與那次會議的人無一投反對票。

里根不僅是一位清楚自己身份和使命的領袖，更是個能縱觀全局的人。當經濟陷入雙底衰退時，共和黨在1982年失去了26個眾議院席位，即便有保守派民主黨人支持，里根也不再擁有跨黨派的保守派多數優勢。我的民主黨同僚上任後的首個動作，就是將我從預算委員會除名。總統和共和黨人公開敦促我轉換黨派，但我當初是以保守派民主黨人身份當選的，若此時改換門庭，選區民眾或許會感到被背叛。

唯一體面的選擇是辭去國會職務，以共和黨人身份參選。儘管後來許多人視此為精明的政治操作，但當時絕非如此。在我的選區歷史上，從未有共和黨國會候選人得票率超過35%。辭職前夕，我致電總統的政治事務主任李·阿特沃特告知決定，他認為我必敗無疑，力勸我直接轉黨。我表示相信自己能勝選，且無論如何這都是正確選擇。

阿特沃特衝進里根辦公室懇請他阻止我。總統來電時開場便説李快急出心髒病了，請我解釋緣由。聽完陳述後，令我震驚的是他竟表示認同：“人民自有評判品格的標準，能分辨何時有人在堅守正道。”

直到我辭職後，與九名民主黨人競爭並勝出，我才得知李·阿特沃特那天曾要求總統給我回電話。他預測我會輸，並認為在1982年一系列敗選後，這將是里根總統任期終結的開端。里根回應道：“李，整個世界並非圍繞我或我的總統職位運轉。這是關於菲爾·格拉姆的事，他做了正確選擇，無論結果如何我都能接受。”

借用阿奇·邦克的話説，我們再次需要羅納德·里根這樣的人。

格拉姆先生曾任參議院銀行委員會主席，現為美國企業研究所非常駐高級研究員。

里根簽署1981年綜合預算調節法案。圖片來源：貝特曼檔案館刊載於2022年8月17日印刷版，標題為《經濟領導力的啓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