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十字路口》評論：從輝煌到廢墟再到平庸——《華爾街日報》

弗蘭斯·格菲爾斯的《維也納解圍》約1683-1694年。圖片來源：德阿戈斯蒂尼/蓋蒂圖片社從13世紀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哈布斯堡家族統治着以維也納為首都的奧匈帝國。幾個世紀以來，該家族的另一支系統治着以馬德里為首都的西班牙帝國。沒有其他皇室能擁有與哈布斯堡家族比肩的統治記錄。作為發人深省的紀念，維也納市中心嘉布遣會教堂的地下墓穴安放着149位哈布斯堡家族成員的棺槨，其中12位是皇帝。

哈布斯堡皇帝們在各方面都極為保守；他們幾乎無一例外地維護現狀。作為真正的反動派，他們擁有一支執行必要任務的軍隊。作為天主教徒，他們是教皇的捍衞者。自由派永遠無法判定誰是最殘暴的臣民壓迫者——是哈布斯堡皇帝、羅曼諾夫沙皇還是奧斯曼蘇丹。英國首相威廉·格萊斯頓曾言：“整張地圖上你找不到一個地方能指着説：‘那裏奧地利做過好事！’“此言贏得滿堂喝彩。《泰晤士報》主編、輿論權威亨利·威克姆·斯蒂德主張廢除哈布斯堡君主制，他寫道："‘奧地利’這個名字意味着一切扼殺民族靈魂的手段——用微薄福利腐蝕民眾，剝奪其良知與信仰自由，瓦解其堅韌品格，使其背離理想追求。”

當君主制被廢除時，惋惜之聲寥寥無幾。伊爾莎·巴雷亞在《維也納》（1966年出版）中對這座城市及其生活進行了最為公正的描述，卻也只是將哈布斯堡王朝的表面現象一筆帶過。1918年末，君主制正轉變為共和國之際，身為社會主義者的伊爾莎參加了一場示威遊行；當警察開火時，她堅守原地，目睹其他人逃進一條小巷。

安格斯·羅伯遜在《文明的十字路口：維也納的歷史》一書中，試圖為哈布斯堡王朝正名，給予他認為應得的讚譽。作為一名記者，他曾就職於奧地利廣播公司，並因貢獻獲得該國最高榮譽勳章。之後他成為英國議會議員，繼而又進入蘇格蘭議會。作為作家，他慣用最高級表述。哈布斯堡宮廷是"歐洲最強大、最宏偉的宮廷之一”。瑪麗亞·特蕾莎女皇是"歐洲歷史上最偉大的君主之一"。戰時堅持寫日記的公務員約瑟夫·舍納成為"奧地利戰後最傑出的外交官之一"。斯大林格勒戰役"不僅是二戰中規模最大的戰役，更是人類歷史上最宏大的戰役"。

《從格塞恩眺望美景宮，維也納》約1759年，貝爾納多·貝洛託作。圖片來源：蓋蒂圖片社羅伯遜認為，哈布斯堡王朝偉大的關鍵在於其純粹的延續性及隨之而來的穩定性；他甚至將其歸因於一種使命感。1618年至1638年持續三十年的戰爭——被他典型地描述為"人類歷史上最血腥的戰爭之一"——以《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告終。該條約確立了國家政治與宗教主權，至今仍是世界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羅伯遜斷言，自此"維也納作為重要外交首都的地位已然明朗"。

哈布斯堡王朝的歷史性成就在於成功抵禦了奧斯曼土耳其的進攻。在匈牙利邊境，奧斯曼佔領時期留下的清真寺和宣禮塔至今仍矗立着。奧斯曼人稱維也納為"金蘋果"，1683年，一支15萬大軍圍攻該城。局勢一度岌岌可危。波蘭國王約翰三世·索別斯基指揮"史上最大規模的騎兵衝鋒"扭轉了戰局。

羅伯遜先生將維也納譽為文明十字路口的評價確有道理。如今的維也納軍械庫博物館牆上，鐫刻着那些為哈布斯堡王朝效力並獲得爵位的法國或愛爾蘭裔冒險家與僱傭兵的名字。例如愛爾蘭人弗朗西斯·塔夫成為陸軍元帥並執行外交任務，他的後裔第十一代塔夫子爵——人稱愛德華·格拉夫·馮·塔夫——曾兩度出任奧地利首相。

1664年，埃夫利亞·切萊比作為奧斯曼外交使團成員造訪維也納。伯納德·劉易斯在其開創性著作《穆斯林對西方的發現》(2000年)中，揭示了切萊比的非凡之處。這位探險家兼旅行作家以開放心態觀察世界。當其他奧斯曼旅行者或大使對歐洲事物充滿優越感時，他卻懷着好奇心記錄下建築、大教堂、鐘錶和醫學。但即便如此，他仍發現了一件驚人之事：“若皇帝在街上遇見女性…他會保持禮貌姿態。女子向皇帝致意後，皇帝會脱帽還禮。“又過了一個世紀，莫扎特才在歌劇中將奧斯曼土耳其人塑造成貴族或小丑形象。

許多英國男女留下了他們在維也納的所見所聞記錄，羅伯遜先生大量引用了這些資料。其中一位是18世紀著名的才女瑪麗·沃特利·蒙塔古夫人，她是英國大使愛德華·蒙塔古的妻子。瑪麗夫人發現哈布斯堡皇帝態度非常殷勤，而皇后則“迷人”。19世紀20年代初，嫁給英國大使館牧師的瑪莎·威爾莫特目睹了皇帝和皇后在聖週四為12位老婦人和12位老人洗腳的儀式。1848年歐洲動盪時期擔任美國大使館臨時代辦的威廉·亨利·斯泰爾斯寫下了一部被描述為經典的著作，因為它揭示了“美國對外國革命的原則和實踐”。

1815年的維也納會議是一場盛會，結束了拿破崙戰爭，在歐洲實現了看似持久的和平，並支持了哈布斯堡家族是外交大師的論點。實際上，18歲的弗朗茨·約瑟夫在1848年革命後登上王位，並給予首相費利克斯·施瓦岑貝格和克萊門斯·馮·梅特涅自由，以建立一個傳統壓抑的社會，這激怒了威克姆·斯蒂德等人。當時，帝國各地的貴族、教士和知識分子都認為每個民族都應該擁有自己的民族國家。匈牙利人、捷克人、塞爾維亞人和其他少數民族的民族主義必須與德語多數民族的民族主義相協調。在成為所有德意志人的民族國家的過程中，普魯士王國與奧地利及其帝國開戰。1866年克尼格雷茨戰役的慘敗使哈布斯堡帝國任由事態擺佈。1914年，一顆子彈致命地擊斃了一位奧地利大公。這足以摧毀帝國。

弗朗茨·約瑟夫一世品行高尚但能力有限，更不幸的是命運多舛。他的妻子遇刺身亡，皇儲兒子帶着情婦雙雙自殺。“我歷盡劫難”，他曾如此自述。儘管如此，他統治下的維也納仍孕育了小約翰·施特勞斯、馬勒、萊哈爾、弗洛伊德、勳伯格、古斯塔夫·克里姆特、卡爾·克勞斯、斯蒂芬·茨威格等文化巨匠，以及數百萬文明市民。文學鉅著《拉德茨基進行曲》(1932年)的作者約瑟夫·羅特至死都效忠於哈布斯堡王朝。

奧地利共和國尚未有機會證明自己就遭遇劇變。希特勒向舒施尼格總理透露入侵意圖的場景"堪稱外交史上最荒誕的羞辱場面之一”。這位德國民族主義者腐蝕了一個甘願墮落的國度，其大規模屠殺與戰爭暴利計劃幾乎未遭任何抵抗。羅伯遜先生特別緻敬了鮮為人知的道德楷模——中國駐維也納總領事何鳳山，他簽發的前往上海的救命簽證拯救無數生命。領事館被納粹關閉後，他自費另建領事機構繼續救人。

羅伯遜寫道，1945年後盟軍將維也納劃分為佔領區，這裏遂成為格雷厄姆·格林筆下《第三個人》中那個諜影重重的國際間諜之都。書中專章講述了菲爾比等叛逃者、情報人員和叛徒的故事。蘇聯人在其佔領區豎起"解放維也納"的紅軍戰士雕像，基座高度刻意超過周邊建築。這個屈從的象徵至今矗立，無聲訴説着民族性格的隱痛。

1970至1983年間擔任奧地利總理的布魯諾·克賴斯基竭力將"奧地利人曾是希特勒狂熱擁躉"的真相扭曲為"他們是納粹受害者"的謊言。庫爾特·瓦爾德海姆走得更遠——這位曾擔任聯合國秘書長的奧地利總統，在二戰期間作為德國國防軍參謀在巴爾幹半島服役三年，現有證據表明其犯有戰爭罪行。儘管1987年美國司法部將瓦爾德海姆列入禁止入境名單，但他從未表現出任何愧疚與悔悟，一直執政至1992年，為同胞樹立了逃避歷史責任的"典範”。

羅伯遜對當代維也納的描寫明顯帶有宣傳色彩，字裏行間透着一廂情願。這座帝國之都的歷史建築與宮殿雖仍保留着皇權時代的恢弘氣象，卻已喪失原有功能，淪為沒有靈魂的空殼。形形色色的官僚取代了昔日的王公貴族，40多個國際組織在此設立總部（最新統計顯示共僱傭6422人），2017年舉辦的會議累計達9400個會議日，參會者逾14.2萬人次。這些機構所監管的事務未必真需監管，但令人費解的是，它們無休止的運作竟讓羅伯遜認定維也納的未來必將比歷史更加輝煌。

本文作者戴維·普賴斯-瓊斯1936年生於維也納，其最新著作為《開放與出遊：文選》。

刊載於2022年8月20日印刷版，原標題《從輝煌到廢墟再到平庸》。